《無塵車間》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品格，塞壬的觀察是細致入微的，從工廠“無塵車間”的工作環境，到工友們的生存狀態，再到所謂的“管理層”的監視和懲戒手段，以及勞動者微妙的心理變化等，塞壬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記錄與呈現‍‌‍‍‌‍‌‍‍‍‌‍‍‌‍‍‍‌‍‍‌‍‍‍‌‍‍‍‍‌‍‌‍‌‍‌‍‍‌‍‍‍‍‍‍‍‍‍‌‍‍‌‍‍‌‍‌‍‌‍。 以拉長張淑云為例，這個“眼珠發黃干澀，但眼神專注嚴厲”的女人，是車間運轉秩序的執行者，她像是一個獨裁者樣把控車間里的一切‍‌‍‍‌‍‌‍‍‍‌‍‍‌‍‍‍‌‍‍‌‍‍‍‌‍‍‍‍‌‍‌‍‌‍‌‍‍‌‍‍‍‍‍‍‍‍‍‌‍‍‌‍‍‌‍‌‍‌‍。 “致命的試探”與明目張膽的羞辱是其慣用的伎倆，剛入職的“我”也難以逃脫張淑云的掌控‍‌‍‍‌‍‌‍‍‍‌‍‍‌‍‍‍‌‍‍‌‍‍‍‌‍‍‍‍‌‍‌‍‌‍‌‍‍‌‍‍‍‍‍‍‍‍‍‌‍‍‌‍‍‌‍‌‍‌‍。

　　在張淑云指定的規則下，“我”甚至被塑造成一個告密者的形象，她對“我”的表揚與對工友劉倩的謾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我和拉長張淑云吵了一架》中，張淑云的罵人技藝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語言的暴力是其獲取快感的途徑，被罵者也習慣于這種“不扣錢”的侮辱，換句話說，張淑云的謾罵充滿了儀式感，她在語言的狂歡中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唯其如此，她才能確立和鞏固自己的拉長地位。

　　塞壬是敏感的，她在認為自己即將喪失對現實的“切膚感”之際，毅然決然從充滿隔離感與焦慮感的熟悉生活中出走，來到了工廠中。 以另一種視角來觀照現實生活，塞壬驀然發現：“我突然領悟了東莞制造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 全部的聲音是一個聲音，全部的意志是一個意志。 它是一個絕對的存在，籠罩著整個東莞的天空。 制造業的帝國，它將向我徐徐敞開大門。 ”工廠的存在意義就在于讓依存于它生活的個體變成“馴順的肉體”，服從規則，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取相應的一份報酬。

　　但塞壬絕非對工廠持批評的態度，因為對工油子阿堅們來說，工廠是包容的共同體，即便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入或者退出，工廠依然是他們最后的歸宿地，在文章中，塞壬寫道：“即使是失敗，我還有最后的歸屬地，那兒的門永遠向我敞開。 ”“永遠對你敞開懷抱，你可以吃飽飯也可以睡得安穩，你永遠不會走投無路。 它是一碗干凈的飯，而且，理直氣壯。 ”工廠與車間只是一種存在，一種連接人與商品的通道，它的屬性不會因為人的喜好而改變，人能制造出符合規則的產品，就是被需要的，就是其接納的對象。

　　在《無塵車間》中，有一些細節讓人為之動容。 比如，在下班后，拖著疲憊與矛盾心理的“我”，果斷回家給貴州那位女工友拿來一床毛毯; 對面那個來自四川姓鄒的女工友，也從床底紙箱里拿出一件舊棉襖，給貴州女工友當枕頭; 毛毯和舊棉襖傳遞出人性深處的善良與寬宥。 再如，趙妮對阿堅真摯與深沉的愛，流露出一絲“貞潔”的氣息。 還有，當“我”遲到和離職的消息被工友們知道之后，大家想盡辦法保住“我”不被扣錢和盡力拿到工資的真誠……這些細節是《無塵車間》中不起眼的插曲，卻讓讀者在壓抑、緊張、糾結、沉悶之余，感受到了一種來自人性深處的力量——人與人之間的幫扶與理解，始終是存在的。

　　在我看來，塞壬的《無塵車間》最值得稱道之處，就在于作者打通了文學作品與現實之間的通道：作家不再是藏在生活背后的觀察者，而是生活的參與者，在鮮活的現實面前，作家們沒有理由選擇退卻，只有以全部的熱情，直面寫作的對象，在體驗中觀察和思考，才能寫出有“切膚感”有氣象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敘述中，存在著兩種聲音的交織與碰撞：

　　一方面，作為車間工人的黃紅艷，一直在試圖勸說自己適應“無塵車間”的運行規則，像其他工友一樣將各種雜念驅除出自己的身體; 另一方面，作為作家的“塞壬”又時不時站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對那些屈從于規則之下的個體進行靈魂的剖析，作家的敏感與反思精神促使“我”不斷地質疑張淑云的行為，并在適當的時機進行了反抗。 塞壬與那些被命名的“打工作家”最顯著的區別在于：她也是自己作品的一部分，作為親歷者，她把自己作為一種方法，在生活中寫作，在寫作中呈現自己的生活。 于是，作為工人的黃紅艷、作為作家的塞壬，都成為《無塵車間》最完美的注腳。

　　周聰，長江文藝出版社編輯，湖北省作協第二屆簽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