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辯證關系視域下產業的哲學詮釋》論文發表期刊：《生態經濟》；發表周期：2021年06期

《人與自然辯證關系視域下產業的哲學詮釋》論文作者信息：第一作者簡介 ：靳媛媛，博士，講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產業哲學。 通訊作者簡介 ：彭福揚，碩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創新理論與實踐。

　　摘要：產業是人與自然的對象性活動及其產物，產業的本質是人的能動性和自然規定性的辯證統一。工業經濟時代出現的生態危機，本質上是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失和。克服生態危機不是靠限制產業發展規模就能實現的，產業發展的可持續性蘊含在人與自然辯證發展過程中。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橋梁，也是和諧的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標志。人們需要通過綠色科技創新來重構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和諧互適和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產業;哲學;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可持續發展

　　Abstract: Industry is the object activity and product of man and nature, and the essence of industry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of man's activity and nature's stipulation.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industrial economy era is essentially the unbal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s object. Overcoming the ecological crisis cannot be achieved by limiting the scal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ies in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man and nat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ustry is the bridge of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symbol o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People need to reconstruct the obi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rough gr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and mutual adaptation of the obj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Key words: industry; philosophy; the obj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產業作為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石和重要標志，是哲學研究的活水源頭。一場新冠疫情再次警示人類 ：不要試圖征服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時，自然也在改變著人。人要成為自然的朋友，和諧地互動調節，才可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而新冠肺炎疫情的起因和影響都離不開產業的參與，正是人類日久的社會生產活動造成了自然界的深刻變化，是導致生態系統失衡的重要原因，新冠疫情則是這種失衡的外在表現。新冠疫情給人類生命和生產造成的沉重打擊清晰表明 ：沒有自然就沒有產業，產業需要與自然結成和諧關系，方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那么人與自然和諧的產業可持續發展原理和實現路徑是什么呢?文章深入探析了產業、人、自然的深刻內在關系，對產業做出哲學詮釋，辨析產業本質，嘗試梳理產業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的道路。

　　1 產業本質：人的能動性與自然規定性的辯證統一

　　1.1 產業是人與自然的對象性活動及其產物

　　馬克思指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1而“人與自然的關系從一開始”就是“實踐的關系，也就是說，是通過行動建立起來的關系”1。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這也意味著人不是消極地依賴自然環境所提供的現成條件來維持自己的生存，而是通過自我意識主導的實踐去變革自然對象來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在實踐過程中，人也需要不斷增強能動性以提高人適應環境和改造自然對象的能力，以面對不斷出現的新環境和滿足人的發展不斷增長的新需求。自然與人在實踐的過程中互為對象，互相約束、互相確證對方的本質的存在，這種關系就是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是人與自然互為對象，各自表現和確證對方的存在、對方的本質力量的一種客觀而必然的關系。人對自然的實踐是人與自然的對象性活動，自然對人的生存意義和人的本質力量通過實踐得以顯現。

　　產業是人的實踐的基本形式和社會生產實踐的產物。產業是人類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人的實踐的基本形式。產業是自然與人共同作用的結果。產業是人在勞動過程中，以自然客體為對象進行專門生產而形成的具有同類屬性的集合體，內含著人的本質力量和自然對人的生存的意義。一定時期的產業代表了這一時期人的能動性發揮的水平，是這一時期勞動中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同時，產業也表征了自然的存在，是人以自然為對象的人化自然。

　　產業不是通過單一的、個別人的勞動，而是通過社會性的生產活動形成的。產業具有擴張性，產業的擴張深化了人對自然的認識，這些認識又促進了人對自然的開發和利用，產業技術的運用和產品的消費深化了人與自然的關系，產業成為人與自然關系拓展、深化和新關系生成的掘進機。產業具有社會性，產業的社會性加速了新技術的應用，并催生形成新的社會需要，新的產業誕生。舊的人與自然互動關系被置換，新的人與自然關系孕育生成，如此循環往復，推動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斷變化發展。

　　1.2產業、人、自然的內在關系-產業是人的能動性的物化，是自然規定性的外化產業的主體是人，人主要通過能動意識和活動來改造環境為我所用。人的能動性主要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是目的性，一是創造性。第一，產業是人的能動意識的物化。

　　從古至今，產業都是在人的能動意識的作用下發展起來的，產業發展過程就是把自在自然轉化為內涵了人的能動意識的社會化的人工自然的過程，也是人的意識物化的過程。自然科學的建立加速和深化了人的能動意識的物化。馬克思指出，“自然科學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作準備。”1人類從此展開了對自然的大規模開發利用，展現出人更強的能動意識。尤其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科學技術的推動和經濟利益的刺激下，產業不斷飛躍發展，人的能動意識不斷地被物化。第二，產業是人的能動活動的現實展現。

　　產業對人的能動活動的現實展現通過人的物質生產和社會交往來實現，它反映人作用于對象的方式、深度和廣度。一方面，產業改變了自然的物質形態，創造出人工物，同時也改變了人的生存環境。產業通過技術實現人的能動活動，借助機器生產出反映人的能動意愿的產品，滿足了人的現實需要。另一方面，產業的發展進步，使新的交通工具不斷涌現，壓縮了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也構建起日益復雜多樣的社會關系。同時復雜化的社會交往加快了技術的傳播，推進了產業擴張，為下一輪新興產業的誕生和社會交往新形式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產業外化了自然規定性。自然規定性也可以理解為自然的本源性，它代表了自然對產業的先在性。對產業外化了自然規定性的理解是唯物且辯證的。首先，產業現實展現了自然規定性。如馬克思所說，“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創造。"首先，產業現實展現了自然規定性。產業的發展是在尊重“自然過程"“復刻自然過程”的基礎上發展的，產業生產過程和產業的產物就是自然規定性的現實展現。盡管人具有主觀意識，但人的能動性的展開依然遵循自然規定性的約束，產業無法違背力學原理建造橋梁，科技再發達也不能做到覆水回收，產業僅僅只改變物質的存在形態和結構。可見，產業的生產發展是人在主觀意識主導下的依賴自然規定性并改進自然生產過程的一系列過程。其次，產業對自然規定性的外化是不斷發展的。自然規定性不僅是自然的先在性存在，也蘊含在人對自然規定性的認知、把握和利用過程中所創造的自然-人化自然中，產業發展過程是人化自然不斷生成的過程。自然規定性外化的過程也是人化自然不斷生成的過程。從揭示蒸汽產生動力的原理到發現電磁感應定律，直至當今信息技術的運用，人正是通過認識和把握自然復雜的規定性，才發明、生產出機器和產品，生成了新的人化自然。正如人工智能產業，它的興起和發展正是基于人對“人的智能"的機理揭示，它通過模擬人的思維機理，開發具有類似人類智能的機器，使人的能力和人自身的結構得以躍遷式發展。人工智能產業代表了人對自然認識、開發的新高度，它通過智能化機器延伸了人的自然力，促使生產過程越來越人性化，生成更加人本化的自然。

　　1.3產業本質上是人的能動性與自然規定性的辯證作用的結果

　　產業現實地展現了人的能動性和自然規定性，人的本質力量和自然的規定性凝聚于產業中，產業正是統一了人的能動性和自然規定性而獲得了持存和發展。人的能動性和自然規定性的變化發展共同發生、互相制約，產業在二者的互動確證中得到發展。馬克思關于對象性關系的思想具有辯證法意蘊，“一方面…對象如何對他來說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于對象的性質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本質力量的性質：因為正是這種關系的規定性形成一種特殊的、現實的肯定形式。另一方面，即從主體方面來看...因為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一種本質力量的確證，就是說，它只能像我的本質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自為地存在著那樣才對我而存在，因為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來說才有意義)，恰好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1產業中的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也是如此，在產業發展的不同時期，人的能動性水平不同，人所認識的自然便不同，人與自然互動方式和深度程度不一，所形成的產業類別、性質就具有差異，而所有不同時期中的產業就構成了產業發展史。但這也更加辯證地凸顯了產業、人、自然的內在辯證關系，進一步證明產業本質上是人的能動性和自然規定性的辯證統一。

　　2產業發展的藩籬：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失和

　　不同產業發展時期具有不同的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人的能動性和自然規定性是一直變化發展的，產業也在二者的互動下向前發展。一旦人的能動性與自然規定性不能互相適應時，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的矛盾，直至走向失和，產業發展也陷入藩籬。

　　2.1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失和源于人的能動性擴張人的能動性擴張是以主體不斷作用于自然客體為前提的。人的主體性意識覺醒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到了近代，一般主體才轉化為自我意識，或自我，特指人的“主體，，"[3]“思維著、認識著的，自我，成了一般主體。它不但能自我為自己奠基，自己成為自己的根據…而且還能為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奠基，成為它們的存在依據，把其他存在聚集于自身。”1]對象性的客體自然從一個直觀的、實在的自然成了一個人所想掌控的知識化的自然，并以此作為人的主體性建立的依據。自然的知識化意味著近代科學的開端，從此，人的能動性因有了科學知識的支撐而開始爆發。

　　工業發展是人的能動性擴張的必然結果。技術在科學的基礎上獲得了飛躍發展，提升了人生產“為我之物”

　　的能力。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使人對自然的認知和變革能力達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有能力創造更多的"為我之物”。機器的出現是人的能動性的突出體現，它使社會進入了以人的主觀意志為中心的工業經濟時代，規模化生產成為現實，工業經濟時代的到來，更多的“為我之物”

　　被創造出來。工業使“為我之物”升華為“為社會之物”和“為發展之物”，發展需要又催生了更多更強的生產“為我之物”的社會組織，使得人逐漸走向對自然的掌控之路。

　　產業與科學、技術相比具有更突出的社會性，科學社會學家默頓[3)指出：“產業并不等同于科學與技術，它比二者具有更深刻的內涵。”在工業經濟時代，大量的新物品被生產出來，人的需要也前所未有的進發。工業不僅滿足了社會需要，而且在其基礎上不斷運用技術創新開發出新的產品，以營銷的方式刺激著新需求的產生，如此循環往復，人的需要不斷呈現出多樣性，產業發展速度前所未有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工業發展和物質財富的增加強化了人的物欲，而對物的追求又刺激了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使人對自然的開發利用不斷擴張。工業的社會化大生產第一次突出了人與自然的對立，人日益擴張的能動性與自然規定性的約束相矛盾，產業發展面臨藩籬。

　　2.2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走向失和，產業發展被質疑產業在社會化、全球化巨浪推動下所向披靡，“我們的生活世界也就是一個產業的世界。"1日益興起的高新技術產業不斷刷新了人的能動性的高度，人與自然的關系伴隨著大量出現的對象化產品而日益走向對立。自然無法消解在產品生產、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大量廢棄物，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生態系統的平衡被逐漸打破。自然以自己的方式否定了人的能動性。隨著人化自然的增加，環境不斷惡化，人的生存面臨威脅，人與自然和諧的對象性關系漸行漸遠。生態環境問題日益顯現，開始威脅著人的生存。它警示我們，自然不僅僅是“作為人類活動要素的自然”，更是“作為人類活動環境的自然”1.

　　對于生態問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但在提出對策時，依然對大生產模式心存疑慮，提倡實行限制產業發展規模的社會主義生產模式。阿格爾因認為，“人們對永遠豐裕這一許諾的期望將被剛出現的生態危機無情地粉碎，因為要應付這種危機，工業生產必然會下降。”因此，提出“恒穩”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分散技術，縮小工業規模，降低生產率，節制消費，避免過度生產和過度消費。高茲出于生態保護動機，提出建立一種生態理性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計劃經濟下，以盡量少地消耗勞動、資本和自然資源，努力生產耐用品，生產具有高使用價值的物品，滿足人的正常消費需求。薩拉·薩卡認為：“只有收縮的社會主義經濟戰略，才能克服生態危機，如地方性、小規模生產、反對經濟全球化和實行勞動密集型技術等。”1這種對無計劃的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批判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企圖通過限制產業發展規模的思路卻是不現實的。對生態問題產生的原因僅從產業規模這一表象上去理解，而不是從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去探尋，這樣無益于生態問題的解決，還會造成對所有社會制度下社會化大生產的批判。從這個邏輯上講，也應對社會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存在質疑。但顯然，社會生產是我國整體發展的基石，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重申了經濟建設、生產方式變革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必須通過社會化大生產才能實現。因此，必須及時澄清產業面臨藩籬的本質原因，才能肯定產業發展的合理性。

　　2.3產業發展的合理性蘊含在人與自然的辯證發展過程中

　　產業發展規模不是生態問題產生的本質原因。縮小產業發展規模并不必然就能解決生態問題，因為貧窮和欠發達也是生態問題產生的原因之一。產業是人與自然對象性活動的產物，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中介集合體，是人化自然的實現途徑。主張用限制產業發展來換取生態修復的主張，割裂了自然生成的歷史性，否定產業發展，也就是否定歷史，否定自然的人化性和社會性。這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對此，福斯特10提出，“當代綠色理論之所以失敗，就在于它與同時屬于唯物主義也屬于辯證法的思維方式難以協調致。”他認為馬克思對人類與自然的異化所作出的深刻批判，是超越當代的綠色理論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對解決環境問題具有巨大的理論優勢，在于他依賴的社會理論屬于唯物主義，強調物質生產條件這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自然前提，強調物質條件與自然歷史之間的必然聯系。社會和自然的統一，就是一切發展的根源。否定這種統一，就否定了發展。生態問題是人對自然實踐中產生的問題，是產業發展中形成的問題，我們必須從社會和自然統一的視角研究產業，研究產業發展中的生態問題。馬克思從社會制度變革的高度尋找最終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異化的路徑，也是依靠發展來解決的。社會制度的更替，是通過社會生產方式的改變引領的，終究是以生產力作為原動力推動產業的發展實現的。因此，實現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才是根本解決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失和的唯一路徑。尤其是對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言，必須通過產業轉型升級來推進美麗中國建設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橋梁，也是和諧的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標志。

　　3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互動互適

　　3.1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是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互動互適

　　馬克思指出，在人的生產活動中，“實物是為人的存在，是人的實物存在”[1，這說明自然是屬人的，人與自然之間應是統一互適的。因此，人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需要對自我作用于自然的活動產生的后果適時地進行反思，不斷調適人與自然的關系，防止人與自然關系的失和，在互動中實現互適。

　　人以自然為對象時，自然也以人為對象，人通過作用于自然的生產活動展示出了人的能動性，自然也在人的生產活動過程中展現了自身的規定性。一旦人的能動性超越了自然的規定性，自然就會對人的這種超越做出對抗性反應，從而影響人的生存與發展。因此，人必須調節對自然的這種超越，反思人的能動性與自然規定性的互動模式，達到人與自然的互適，實現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3.2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不斷重構

　　在產業的發展過程中，人的能動性和自然規定性始終在互動中發展變化，但這種發展變化并不是任何時候都是互適的，重構就在于使人的能動性與自然規定性在新的層次上實現動態耦合，達成互適。因此，只有不斷重構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才能使不斷提升的人的能動性逐漸適應被不斷揭示出來的自然規定性。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互動互適也是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不斷重構過程。由于人的能動作用，天然自然不斷改變，人化自然不斷增加，不同于天然自然規定性的人化自然的規定性相繼產生，這種不斷產生的新的自然規定性，并不一定馬上為人所認知，可能會造成人的能動性與自然規定性的不協調，因此，不斷產生的人化自然就提出了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重構的要求。現代工業制造過程中廢水、廢氣、廢渣的排放，使自然系統內部發生深刻變化，并導致水、大氣、洋流、氣候等自然環境也發生難以預知的改變，這些改變超越了人對自然已有的認知，甚至成為挑戰人的發展的重大難題。而且自然還存在大量的尚未被人們發現但己在悄然進行的變化，這些尚未被認知的自然及其變化，可能還沒有進入到人的視野或成為被作用的對象，但它實際上已經和人化自然發生了系統性作用，這樣的自然，使人的能動性一時無法適應，必然造成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失和。正如這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病毒，沉重打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也使人類疑惑，在如此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我們還是無法抵抗變異病毒的侵襲。事實上，這就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失和，它表明自然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超出了人類目前所能應對的能力。

　　造成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失和的另一種情況是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結構的失衡。結構失衡是人為的。即把原本復雜的對象性關系結構人為簡單化。馬克思指出，

　　“我的對象只能是我的一種本質力量的確證，就是說，它只能像我的本質力量作為一種主體能力自為地存在著那樣對我而存在，因為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的感覺來說才有意義)恰好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1因此，人的能動性和自然規定性關系越全面，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結構就越穩定，反之，如果自然對象性質單一，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結構就不穩固。這在現實中主要表現為人們僅僅關注自然的經濟維度而忽視了生態維度，以及掩蓋了自然的倫理，從而，人們只看到自然的經濟價值，忽視了自然對人類的其他的價值。而人在這種狹窄的對象性關系中被異化和物化。

　　失和的對象性關系和失衡的對象性關系結構不足以支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只有重構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不斷拓展人的能動性的發展空間，并使人的能動性符合更多、更豐富的自然規定性，才能建構更加穩固的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結構。互適的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是人的能動性與不斷揭示的自然規定性耦合的過程，這也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機理。因此，唯有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不斷重構，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才可能實現。

　　3.3綠色科技創新是實現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重構的基本路徑

　　首先，依靠綠色科技創新提升人建構和諧的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能力。科技是理論化的自然規律的和人對自然的工藝學。而綠色科技創新，則針對建構人與自然和諧的對象性關系和平衡的關系結構，直接提升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能力。

　　其次，依靠綠色科技創新揭示自然的規定性和實現污染降解。第一，只有通過科技創新才能不斷揭示自然的規定性，展現出作為“人的生產活動要素的自然”“人的生存環境的自然”和“作為一切存在物總和的自然”的內在規定性，闡釋自然發展變化的規律。第二，通過綠色科技創新解析對人不利的人化自然的產生機理，探尋把人化自然變廢為寶、變丑為美、變害為益的方法。

　　最后，依靠綠色科技創新實現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互動互適。自然規定性的變化要求技術的不斷創新，開發出與自然規定性相適應的綠色新技術作用于自然對象。綠色科技創新努力使人的能動性與自然規定性達致新層次的耦合，重構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互動互適。而更重要的是綠色科技創新更是顛覆人類已有世界觀的關鍵。對人類發展具有革命性意義的自然規律的揭示意味著新的世界觀的建立，也意味著新的價值觀的生成。只有世界觀、價值觀的重塑才能從根本上催生原有的人與自然關系發生革命性變化(如信息革命引發了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的大變革)，重塑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的結構，推動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這些都使得產業進一步實現可持續發展。

　　面對自然的不斷變化，唯有綠色科技創新才能拓展和快速提升人的能動性，揭示豐富的自然規定性，重構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正如人類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除了做好個人防護之外，最緊迫的是要揭示新冠病毒致病機理和本質原因，研制疫苗，提升人們應對疫情的能力和水平。展望未來，只有以綠色科技創新為基礎，在穩固豐富的、動態平衡的人與自然對象性關系網絡結構中，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產業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的機會和空間。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人民出版社，2009.

　　[2]Marx K.Texts on method[M].Oxford：Basil Blackwell，1975.

　　[3][德]馬丁·海德格爾，林中路[M].孫周興，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

　　[4]劉森林，追尋主體[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5][美]默頓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與社會[M.范岱年，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6]曾國屏，唯物史觀視野中的產業哲[J.哲研究，2006(8)：3-8，127.

　　[7]孫正聿，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上)[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8][加]本·阿格爾，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M].慎之，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9解保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名著導讀[M].哈爾濱：哈爾濱工大出版社，2014

　　[10][美]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M].劉仁勝，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声明:①文献来自知网、维普、万方等检索数据库，说明本文献已经发表见刊，在此恭喜作者.②如果您是作者且不想本平台展示文献信息,可联系学术顾问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