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四面八方”經濟政策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史研究和理論體系構建具有重要價值‍‌‍‍‌‍‌‍‍‍‌‍‍‌‍‍‍‌‍‍‌‍‍‍‌‍‍‍‍‌‍‌‍‌‍‌‍‍‌‍‍‍‍‍‍‍‍‍‌‍‍‌‍‍‌‍‌‍‌‍。 本文以歷史比較的方法，在梳理歷史文獻基礎上還原了這一政策的提出過程，指出它的最先提出者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到天津對它開展了示范性成功實踐。 追溯這一政策的思想原像表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關系，內外關系等理論和政策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早前就多次論述和強調的重點。 “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實踐探索和理論探索的思想總結、政策集成，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基礎上知識積累的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全黨智慧的理論結晶。

　　關鍵詞：“四面八方”經濟政策; 經濟建設根本方針; 毛澤東; 劉少奇

　　新中國成立前夕，“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四面八方”經濟政策對于平穩接收新解放的大城市、鞏固政權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9年9月，“四面八方”經濟政策寫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成為我國整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指導方針：“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 ”[1]14

　　“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提出和實施是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建設方面治國理政的實踐起點，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史研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具有重要價值。 但不無遺憾的是，目前理論界關于“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具體提出過程存在爭議，特別是對何人何時何地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政策思路有不同看法。 如果不能清晰完整地還原“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提出過程，就很難真正充分挖掘其理論價值。 因此，有必要就“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形成過程及其思想原像作基于思想史的追溯。

　　一、理論界關于“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提出過程的三種觀點

　　關于“四面八方”經濟政策作為政策思路是何人何時何地具體提出的，理論界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后提出的，具體時間是在1949年4月上旬或者4月中旬，具體地點是在北平香山中共中央駐地。 這一觀點也是中共黨史學界的主流看法。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記載，毛澤東于1949年4月“提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城市經濟工作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 [2]493逄先知和金沖及在《毛澤東傳(1949—1976)》中提出，“七屆二中全會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一個被稱為‘四面八方’的重要經濟政策，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這實際上是整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指導方針，而且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3]64謝春濤在《歷史的軌跡：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 》一書中提出，“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個被稱為‘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 他說，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 什么叫‘四面八方’? ‘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 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 我們的經濟政策就是要處理好四面八方的關系，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 [4]32張太原在《從〈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看毛澤東的領導方法》一文中提出，“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后，毛澤東提出經濟上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簡稱‘四面八方’政策”。 [5]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提到，劉少奇1949年4月中下旬在天津視察時按照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針”向天津各界闡明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他(即劉少奇——筆者注)認為，毛主席把黨的城市經濟工作政策概括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概括得很好。 他基本上就是按照毛主席的這個‘十六字方針’(即照顧‘四面八方’)，來闡明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 [6]37薄一波在《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一書中更明確表示，“1949年4月中旬，毛主席針對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經濟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高瞻遠矚地提出‘四面八方’政策”。

　　[7]508陶魯笳在《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一書中撰文回憶，1949年4月15日，毛澤東接見了前來北平參加華北局會議的他(時任中共太行區黨委書記)與冷楚(前任中共太行區黨委書記)、周壁(時任中共太行區黨委宣傳部長)一行三人，暢談了“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 什么叫‘四面八方’? ‘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 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 這里所說的內外，不僅包括中國與外國，在目前，解放區與上海也應包括在內。 我們的經濟政策就是要處理好‘四面八方’的關系，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 ”[8]182胡喬木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提出，“毛澤東同志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觀點，在《共同綱領》里面都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了”，“《共同綱領》關于經濟政策特別作了詳細的解說”，[9]600,601這實際上間接表達了“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是毛澤東提出的。

　　與上述觀點總體一致但略有不同的是，曹應旺認為“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是毛澤東在1949年4月10日之前提出的。 曹應旺在《“四面八方”：旋聞新策動春雷》一文中指出，“劉少奇4月10日去天津一直到5月10日才回來，沒有文獻證明薄一波、陶魯笳或中共中央將毛澤東4月15日談話內容電告了劉少奇。 劉少奇應在4月10日去天津之前就聽到了毛澤東所談的‘四面八方’方針。 劉少奇4月24日在天津市干部會上講話，轉述毛澤東‘四面八方’的方針之后，提到‘最近，毛主席同上海商業界代表談話’，上海商人曾問‘共產黨的經濟方針是什么’，還問‘產業界的地位擺在哪里呢’”，“根據這些內容，似可斷定‘四面八方’方針是毛澤東4月10日之前同上海商業界代表談話時提出來的”。 [10]

　　第二種觀點認為，1949年4月10日至5月7日，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委托到天津考察工作并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史稱“天津講話”)，“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是劉少奇最先在天津提出的，具體時間是在1949年4月11日。

　　黃小同認為，劉少奇于1949年4月10日晚到達天津，4月11日聽取中共天津市委黃克誠等人的工作匯報后連夜撰寫了《天津工作問題》調查提綱，在這份調查提綱中第一次提出“四面八方”思想，毛澤東對此充分肯定，并在此基礎上作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完整概括。 黃小同在《“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思想源于劉少奇》一文中提出，“翻閱毛澤東1949年4月15日以前的全部文稿及書信，我們沒有看到關于闡述‘四面八方’思想的痕跡”，而劉少奇在《天津工作問題》調查提綱中明確寫道：“為在黨的總路線之下實現發展生產的目的，必須正確建立與改善以下各方面的關系：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

　　這四面八方的關系即全面關系都必須很好地照顧到”，“必須切實組織對外貿易”，“必須切實迅速通暢城鄉關系，物暢其流”，“必須貫徹公私兼顧的政策”，“必須貫徹勞資兩利的政策”。 [11]黃小同認為，“如果結合薄一波、陶魯笳等人的回憶”，“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認識：1949年4月11日，劉少奇到天津聽取黃克誠、黃敬等人的匯報后，根據自己長期的思考和當時接管城市的實際情況，寫下了《天津工作問題》，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 [11]

　　黃小同在《“四面八方”政策與建國前后城市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一文中再次提出，《天津工作問題》調查提綱“第一次較完整地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其中凝聚了劉少奇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實事求是分析解決實際問題所具有的勇氣，體現了劉少奇善于發現問題的敏銳，思考問題的縝密和解決問題的果斷”，“4月中旬，毛澤東把劉少奇講的‘四面八方’思想概括為十六個字，即‘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12]黃小同認為，劉少奇對毛澤東的概括極為重視，“作出指示要求今后就照毛澤東的概括闡述和宣傳”，這是“為什么至今人們都認為是毛澤東提出了‘四面八方’思想的原因所在”。 [12]李文芳在《對劉少奇“天津講話”的再認識》一文中提出，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明確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劉少奇‘天津講話’發揮了毛澤東這一思想，他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概括為‘四面八方’”，“‘四面八方’政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寫進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共同綱領。 劉少奇為這一方針的確立，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13]

　　第三種觀點認為，“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共同提出的，劉少奇在《天津工作問題》調查提綱中提出了處理好“四面八方”關系的問題，毛澤東則在“四面八方”關系基礎上將其完整地概括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十六字方針，形成了“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頂層設計。

　　韓勤英在《“四面八方”政策形成的臺前幕后》一文中提出，著名的“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是“毛澤東統觀全局的戰略思考和劉少奇細致入微的城市調研之間擦出的思想火花，是黨向全國人民交上的一份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經濟政策‘答卷’”。 [14]韓勤英認為“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提出過程由兩個步驟構成。 第一個步驟是劉少奇于1949年4月10日晚到達天津，11日考察幾家工廠并聽取天津市領導工作匯報后，“熬夜寫下《天津工作問題》調查提綱，鮮明地指出：‘必須正確建立與改善以下各方面的關系：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 [14]第二個步驟是薄一波在4月中旬將劉少奇講“四面八方”關系的情況轉報給毛澤東，“毛澤東當即給予肯定，認為講得很好，并在此基礎上將其完整概括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十六個字”，在天津調研的劉少奇獲悉毛澤東的“十六字”概括后。

　　“按照毛澤東關于‘四面八方’的表述口徑，兩次與李燭塵、宋斐卿等華北知名工商界人士座談，解除他們的思想顧慮，使他們在態度上完成了根本性的轉變”‍‌‍‍‌‍‌‍‍‍‌‍‍‌‍‍‍‌‍‍‌‍‍‍‌‍‍‍‍‌‍‌‍‌‍‌‍‍‌‍‍‍‍‍‍‍‍‍‌‍‍‌‍‍‌‍‌‍‌‍。 [14]蕭冬連也將“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提出過程分為兩個步驟。 他在《國步艱難：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一書中提出，1949年4月、5月劉少奇天津之行是“受毛澤東之托”。 劉少奇認為，“除了要解決公私矛盾和勞資矛盾以外，還要恢復對外貿易和城鄉溝通，也就是要解決市場問題”。 “毛澤東贊同劉少奇的觀點，把它概括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內外交流、城鄉互助’(原文順序如此——筆者注)四句話，后稱為‘四面八方’。 ”[15]18

　　二、理清“四面八方”經濟政策形成過程的三條邏輯線索

　　如何看待理論界的這一分歧? 我們應該將各個歷史片段在宏觀歷史背景下拼接起來，以形成更豐滿的歷史圖景。 具體而言，圍繞“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提出，有三條邏輯線索應予充分考察。

　　第一條邏輯線索，是解放戰爭整體形勢發展變化的實踐線索，從中我們能夠感受到實踐與認識的互動。 “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是針對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提出來的，是對實踐形成的新理論需求的及時回應。

　　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 石家莊是解放戰爭以來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 因為沒有接管大城市的經驗，中國共產黨遇到了與以往根據地建設完全不同的新問題：民族工商業家不了解黨的工商業政策，普遍有生產恐慌，工人片面理解黨的政策，加之干部缺乏城市工作經驗，石家莊的城市經濟下滑嚴重，危及新生政權。 繼石家莊解放之后，1948年4月洛陽解放，9月濟南解放，11月沈陽解放，1949年1月天津解放，石家莊出現的問題在這些大城市中也相繼出現，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警惕。 特別是天津在當時的工業地位僅次于上海，天津解放后城市能否正常運行，為國內外普遍高度關注，成為人們判斷中國共產黨會不會管理和建設城市，進而是否具有國家治理能力、能否長期執政的典型例證。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中共中央作出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戰略決策。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 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于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于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 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 毛澤東強調，“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必須是緊緊“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 毛澤東還特別提醒全黨，“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如果做不好這項工作，“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16]1427,1428

　　從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到1949年4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委托前往天津，時間長達一年半，其間中共中央一直在就解決新問題和各個城市一些相對有效的經驗做法作深入討論，為推進城市工作作理論準備。 因此，劉少奇天津之行的目的之重點并不是去發現問題，而是有備而去。 城市工作中遇到的新問題早已出現并充分暴露，相應的經驗也有所總結，如果是為發現問題而去，那就應該帶著問題回來，集體討論解決問題的政策方針，而不是在天津連續發表講話。 進一步來看，“四面八方”經濟政策屬于全局性、戰略性的政策方針，劉少奇不可能在未與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書記處其他同志作充分討論的情況下就將其作為政策重點對外公開發布。 另外，當時正值渡江戰役前后，中共中央的工作節奏極其緊張，中央書記處作為全黨中樞更為繁忙。 王光美回憶，“在香山那段時間中央的工作確實繁忙。

　　中央書記處幾乎每天晚上都在毛主席住的雙清別墅開會，交流情況，討論問題。 最重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決定的。 少奇開完會回來大多已過半夜”。 [17]64-65另據薛暮橋回憶，1949年各大城市解放前后，中共中央各級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的工作節奏非常緊張，上海解放時他在上海的大女兒“已經14歲了，從她懂事起，就沒有見過自己的爸爸媽媽”，孩子日夜想念父母，部隊進城時孩子“在大街上站了半天，總希望在隊伍中突然發現自己的父母”，但“我們連去上海接女兒探望老母的時間也沒有”。 [18]199在如此緊張的工作節奏中，如果不是對推進城市工作已經有了相對充分的理論準備，劉少奇很難在天津停留將近一個月之久。

　　第二條邏輯線索，就是劉少奇在天津發表系列講話的文本線索。 “四面八方”是毛澤東提出的，還是劉少奇提出的，是“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相關學術爭議的關鍵點，我們必須關注劉少奇在天津發表的系列講話的文本本身。

　　1949年4月18日，劉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員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毛主席說過，我們考慮問題要全面，要照顧四面八方。 四面就是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 八方就是城鄉關系的城鄉兩方，內外關系的內外兩方，公私關系的公私兩方，勞資關系的勞資兩方，這四面八方都要照顧到，才叫全面照顧”。 [19]54月20日，劉少奇同天津市對內對外貿易負責干部座談并發表講話時強調，“毛主席最近提出要照顧‘四面八方’，就是對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哪一方面都照顧到了，就叫做到了全面照顧。 如有哪一方面沒有照顧到，就要犯路線的錯誤”。

　　[19]134月24日，劉少奇在天津市干部會上再次指出，“毛澤東主席要我們從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顧到，以實現發展生產的目標。 什么是照顧四面八方呢? 就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 [19]17在這篇講話中，劉少奇還強調指出，“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是毛主席要我們在城市工作中照顧的四面八方的關系，這四面八方都照顧好了，關系正確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 [19]185月5日，劉少奇在華北職工代表會議上再次強調，“最近，毛主席提出要照顧‘四面八方’，就是說要搞好城鄉關系，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內外關系。 這‘四面八方’統一觀點，哪一面或者哪一方照顧不到，就要犯嚴重的錯誤”。 [19]70

　　從具體文本看，劉少奇在天津的講話中每次提到“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時都會強調，毛主席說過要照顧“四面八方”，毛主席要求我們“照顧四面八方”，或者毛主席最近提出要照顧“四面八方”。 綜合上述兩條邏輯線索分析，劉少奇天津之行啟程之前，“四面八方”的政策方針已經形成，劉少奇此行之主要目的是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指導天津方面在既定方針下更充分地做好工作，為在更大范圍內做好城市工作打基礎。

　　劉少奇在到達天津之后熬夜寫下《天津工作問題》調查提綱，并非思考如何提出新思路，而是在思考如何結合天津情況準確、全面地傳達、貫徹和落實黨的政策方針。 因此，劉少奇在天津反復強調毛主席要求我們“照顧四面八方”，毛主席最近提出要照顧“四面八方”。 同時，也正是因為天津之行是有備而去，劉少奇才能夠在天津停留近一個月，將“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深入、透徹地傳達給各個方面。

　　第三條邏輯線索，即歷史進程中其他參與者的相關線索。 除了前文提到的有關回憶和文獻，黃炎培日記的記載，黃炎培之子黃方毅關于黃炎培在雙清別墅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交流的回憶，以及王光美對劉少奇天津之行前后日程的回憶，對我們理清“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提出過程有很大幫助。

　　據《黃炎培年譜》記載，黃炎培于1949年3月14日從香港啟程北上，3月25日到達北平，當天下午，與陳叔通、馬寅初、郭沫若等至西郊機場歡迎毛澤東，“與周恩來、劉少奇、朱德、林伯渠等皆會見”。 [20]223會見后，毛澤東于當晚宴請民主人士，黃炎培在日記中有如下記載：“夜，毛主席招餐郊外，被邀者二十多人，餐畢談和戰問題，毛表示和談是有利于大局的，但決不輕易渡江，亦決不停戰‍‌‍‍‌‍‌‍‍‍‌‍‍‌‍‍‍‌‍‍‌‍‍‍‌‍‍‍‍‌‍‌‍‌‍‌‍‍‌‍‍‍‍‍‍‍‍‍‌‍‍‌‍‍‌‍‌‍‌‍。

　　談至一時半始歸。 ”[21]189第二天，即3月26日晚上，毛澤東又在香山雙清別墅單獨宴請黃炎培。 而黃炎培在3月26日凌晨趕回北平城內，當天下午還出席了民盟臨時工作委員會會議并作報告。 會后，黃炎培又趕往香山赴宴。 對此，黃炎培在日記中有如下記載：“夜，毛主席單獨招餐于其家香山雙清別墅，毛夫人、周恩來四人同餐。 我暢述所見，獲得具體結果三點，決定分別發電，夜十一時后始歸。 ”[21]189

　　3月25日當晚毛澤東宴請民主人士時，黃炎培也在座。 3月26日晚毛澤東又單獨宴請黃炎培，而黃炎培26日凌晨才從西郊趕回北平城內，下午會后又趕往香山赴宴，說明毛澤東與黃炎培有要事相商。 在宴請過程中，毛澤東和黃炎培交流了什么，使得黃炎培“暢述所見”并“獲得具體結果三點”? 黃炎培為何“分別發電”，電報發與何人? 這些歷史細節值得關注。 對此，黃炎培之子黃方毅在《黃炎培與毛澤東》一文中有如下回憶：“毛的談話涉及到重大的建國方略，向黃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針，包括他所設想的國家前景，黃所領導的民建及黃本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 毛向黃再三強調，他要搞出不同于蘇聯的‘中國特色’。

　　在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中共的政策將大大有別于蘇聯斯大林。 有鑒于此，毛寄希望于黃，因為他很清楚，黃在民族實業家中的威望。 黃早年與南通張謇、與無錫榮家兄弟、與胡厥文為首的上海遷川實業家、與浦東穆藕初、與上海劉靖基、與南京劉國鈞、與天津李燭塵、與四川民生輪船的盧作孚等都有著長年的交情，曾起過實業家們的組織者的作用，毛希望新中國成立后，黃這個并非實業家的教育家來牽這個中國實業家們的‘頭兒’。

　　同時，毛還希望黃起到向實業家們傳遞、解釋共產黨政策的‘中介’作用。 ”[22]其中，關于“建國方略”和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針”的具體內容，黃方毅在《毛澤東重托黃炎培的一件事》一文中作了進一步解釋：“主席強調民建要以民營實業家為主，以推動民營經濟為主要工作，請父親做將建立的新中國民營經濟的牽頭人，一方面向共產黨反映民營實業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營實業家傳遞共產黨的聲音”，“主席再三強調，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對待民營經濟將不同于蘇聯”，“共產黨將實行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四面八方’。 什么叫‘四面八方’? ‘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 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即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 他再三強調對民營經濟的政策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他希望父親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影響，向外界傳遞這一精神……父親當場接受了主席的重托”。 [23]根據黃炎培在日記中的記載，黃炎培接受毛澤東的重托之后，草擬了發給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的電報并于3月28日交李維漢代發：“寫成電稿五通，面交李維漢(根據與毛主席談)。 (1)電上海王艮仲等：1，請御秋來，2，艮仲偕來，3，吳呈禧等來。 (2)電香港李一平，復兩點，促早來。 (3)電香港壽墨卿及江、高、李、王，工商考察團事。 (4)電陳嘉庚，促早來。 (5)電陳仲閎，報告抵平。 ”[21]190

　　如上所述，毛澤東在1949年3月26日晚單獨宴請黃炎培，深入闡述并委托黃炎培向工商界表達“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精神。 如此重要的戰略性決策，一定要經過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書記處的充分討論才可能對外界發布。 由此可以判斷，中共中央在1949年3月26日的晚宴之前已經就“四面八方”經濟政策完成了頂層設計。 據王光美回憶，1949年3月26日，“少奇出席中央的會議，回來同我談了‘城市工作提綱’，我作了記錄”。 [17]65筆者認為，正是在1949年3月26日的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四面八方”經濟政策并明確了“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具體表達。

　　會后，毛澤東當即邀請在北平參加民盟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黃炎培于當晚再趕往香山，共商大計。 結合劉少奇在“天津講話”中反復強調毛主席要求我們“照顧四面八方”和毛主席最近提出要照顧“四面八方”的情況，并結合“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語言表達風格，可以得出結論：“四面八方”不論是作為政策思路還是經濟政策都不是劉少奇在《天津工作問題》調查提綱中最早提出的，而是毛澤東于1949年3月26日在北平香山中共中央駐地召開的會議上提出的。

　　在毛澤東委托黃炎培向工商界表達“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精神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由劉少奇代表中央前往天津。 據王光美回憶，1949年4月3日，“晚上少奇去毛主席處開會，可能就在這天決定要少奇去天津”。 [17]66劉少奇在天津近一個月的工作，是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推動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重要實踐活動。 天津不是提出“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地方，而是“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試點地區，是橋頭堡。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要通過天津的實踐來驗證“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合理性，在此基礎上向全國推廣。

　　劉少奇是中共黨內公認的城市問題工作專家，是承擔這一戰略任務的最合適人選。 所以，劉少奇到達天津伊始，就按照“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框架來設計撰寫了《天津工作問題》調查提綱。 正如王光美所說，“少奇同志是為了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肩負著真正管好城市的使命到天津去的”，[17]72“少奇同志在天津除了視察工廠，開得最多的還是各級干部會議，內容都是圍繞怎樣結合天津情況貫徹七屆二中全會精神”。 [17]83劉少奇的天津之行和“天津講話”有力推動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在天津落地生根并形成生動實踐，充分體現了天津作為“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橋頭堡的作用，為全國其他大城市運用“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發展經濟作了積極示范。 對此，鄧小平指出：“少奇同志的那些講話是根據黨中央的精神來講的。 那些講話對我們當時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國的時候不犯錯誤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 ”[24]205

　　三、“四面八方”經濟政策的思想原像

　　“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提出時是問題導向的，針對性很強，但在中國共產黨理論建設與實踐探索互動的歷史空間中，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四個方面作為經濟建設領域乃至整體工作領域內的重大關系，中國共產黨在政策研究和理論研究中早有討論。 這些討論不僅表明“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有清晰的思想原像，更為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思想史線索。

　　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中強調的重點。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出，“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 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 [16]12561948年1月31日，毛澤東在轉發朱德給中共中央的信件上的批語中強調，“我黨工商業政策的任務，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如果我黨不善于領導工人階級執行這一任務，提出了過高的勞動條件，重復過去歷史上犯過的錯誤，致使生產降低，經濟衰落，公私不能兼顧，勞資不能兩利，就是極大的失敗”。

　　[25]46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對“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已經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 早在1935年12月，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就曾經提出，“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斗爭是有限度的。 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卻并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并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為這種發展不利于帝國主義，而有利于中國人民”。 [26]159抗日戰爭當中，毛澤東也多次強調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指出，“必須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發動工人的抗日積極性”，“勞資間在訂立契約后，工人必須遵守勞動紀律，必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 否則，工廠關門，對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

　　[27]766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我們要批駁這樣那樣的偏見，而提出我們黨的正確的口號，這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 在公私關系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 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 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 [28]894-895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將采取調節勞資間利害關系的政策”，“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 [28]10821945年12月15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中，毛澤東再次強調，“發展生產，保障供給，集中領導，分散經營，軍民兼顧，公私兼顧，生產和節約并重等項原則，仍是解決財經問題的適當的方針”。 [16]1173

　　城鄉關系也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和政策長期強調的重點。 在整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爭時期，自始至終強調從城市中來的同志要了解農村、適應農村。 例如，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還批評一些同志“雖然天天處在農村中，甚至自以為了解農村，但是他們并沒有了解農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們帶著城市觀點去處理農村，主觀地作出許多不適當的計劃，強制施行，常常碰了壁”。

　　[28]1015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很早就在戰略上思考了城市工作和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問題。 1944年4月，毛澤東就曾經指出，“我們要在根據地內學習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業和交通機關，否則到了那時將無所措手足”，“沒有這種準備，我們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國”。 [28]946,947抗戰勝利之初，毛澤東在1945年11月強調指出，“我們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許多中等城市。 掌握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工業、商業和金融業，成了我黨的重要任務”。

　　[16]1173解放戰爭中，特別是到了中后期，隨著形勢的發展，城市工作成為戰略層面和戰術層面的急所、要務。 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必須盡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鐵路、公路、輪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強城市和工業的管理工作，使黨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鄉村轉到城市。 ”[16]13471949年1月26日，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毛澤東在發給東北野戰軍林羅譚①和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電報中強調，“決不能搬用在鄉村工作的作風。 在大城市，凡事均須從新仔細考慮，一舉一動都要合乎城市的情況”。

　　[25]2471949年2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回復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的電報中提出，“今后將一反過去二十年先鄉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變為先城市后鄉村的方式”; 并提出具體要求，“軍隊干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善于管理工業和商業”。 [16]1405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作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戰略決策的同時，并沒有忽視農村，而是強調城鄉關系的協調。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告誡全黨，“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和農業，緊密地聯系起來。 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 [16]1427在此之前，毛澤東在中央軍委回復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的電報中也指出過要城鄉兼顧、城鄉協調，在“善于管理工業和商業”的同時還要“善于調劑城市和鄉村的關系”。 [16]1405

　　關于內外關系，中國共產黨也有比較理智而堅定的看法。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16]1434 “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 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16]1435由此可見，內外交流已經是成熟的政策理念。

　　共產黨論文范例：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及啟示問題研究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圍繞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有一個長期的知識積累過程，這個過程是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工作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 “四面八方”經濟政策是中國共產黨關于經濟工作長期實踐探索、理論總結的成果，是新中國成立前夕在原有理論儲備基礎上的思想組合、政策集成和理論提升，是中國共產黨全黨智慧的理論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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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