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探究面向數字人文的項目管理框架，以期改進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方式，促進數字人文項目可持續發展。文章采用扎根理論法，對8所國外高校數字人文中心項目管理數據進行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選擇性編碼及理論飽和度檢驗，構建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研究發現：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是由項目界定、項目規劃、項目實施及項目結束四個關鍵階段組構成的理論框架;各階段組包含不同的活動集，階段關口包括提案、章程、計劃及可交付成果;由于項目迭代和知識共享將促進在原有的項目中產生新問題，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是循環更迭的。基于此提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啟示。

　　關鍵詞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數字人文項目數字人文中心

　　0引言

　　構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不僅順應我國將項目管理應用于科研領域的趨勢，也是數字人文項目實踐的迫切要求。從宏觀環境來看，我國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1]中強調“改進科技項目組織管理方式”。

　　隨著科研項目自主權不斷擴大，對科研機構自身項目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微觀領域來看，高校數字人文中心以項目制為主開展實踐活動，涉及多維度的規劃、協作和管理。但項目管理對于數字人文實踐活動的重要性被降級。一方面，項目管理既不屬于領域內專業知識，也非技術專長，而被忽略;另一方面，與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相關的會議及課程更多關注的是項目規劃而非項目管理[2]。為此，如何將項目管理應用于數字人文項目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綜上，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論方法，選取在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領域具有代表性的國外高校數字人文中心，獲取資料數據并進行編碼分析，在識別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的主要階段及各階段關系的基礎上，以期構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DigitalHumanitiesProjectManagementFramework,DHPMF)。該框架的提出不僅對當前少有的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理論研究做出補充，而且具有較好的可調性，可推廣到各高校數字人文中心，以期優化數字人文項目管理。

　　1概念界定與相關研究

　　1.1項目管理

　　關于項目管理(ProjectManagement)的定義，首先需要理解“項目”的內涵。美國項目管理學會(ProjectManagementInstitute,PMI)[3]、國際項目管理協會(InternationalProjectManagementAssociation,IPMA)[4]及英國項目管理協會(AssociationforProjectManagement,APM)[5]三大國際項目管理機構對“項目”的界定可歸納為：項目是為實現目標而進行的臨時性工作;其對“項目管理”的界定可歸納為：項目管理是將知識、技能、工具與技術應用于項目活動，以實現項目特定的目標[3-5]。項目管理能幫助組織創造價值和效益，而被廣泛應用于各行各業。但不同領域的項目各有特點，需要結合實際情況實施項目管理。因此，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需要基于數字人文項目的特征而進行合理地設計。

　　1.2數字人文項目

　　項目是數字人文的基本單位[6]。隨著數字人文項目紛紛開展，人文學者對“項目”有著基于數字人文領域的理解，如，SusanBrown等人認為學者們通常以項目組織數字人文研究工作，而這些項目是面向未來的，重點是實現預期成果和發掘潛力[7]。AnneBurdick等人認為在該領域，“項目”除了是名詞外，更多語境下使用其動詞詞性，即數字人文項目具有展望性和投射性，涉及多個循環反復的流程和多維度上的協調、實驗和生產[6]。國內學者韓豫哲認為數字人文項目呈現實踐性、合作性、現實性等特點[8]。可見，數字人文項目既有一般項目的性質，也帶有數字人文領域的色彩。數字人文項目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問題(主題)導向，數字人文項目通常圍繞一個研究問題或者面向特定主題的資源庫展開;二是探索性，數字人文項目是面向未來的。數字人文研究工作是以創新人文知識為基礎的生產性、實驗性和持續性的研究過程。與傳統人文項目不同的是，數字人文鼓勵迭代和包容失敗促使項目持續性開發;三是合作性，數字人文項目是基于團隊的跨界協作。在人文知識與數字技術的交織下，項目的復雜性和規模往往需要有不同專業技能的合作者;四是依托網絡基礎設施，數字人文項目由設計到呈現都離不開網絡基礎設施。共享平臺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項目過程中涉及諸如數據融合、記錄遷移等困境。

　　1.3數字人文項目管理

　　對于“數字人文項目管理(DigitalHumanitiesProjectManagement,DHPM)”概念及其內涵的理解，一方面，借鑒項目管理概念，將數字人文項目管理定義為：應用項目管理的理論知識、方法、工具與技能，對數字人文項目進行全面系統的管理，以實現特定的目標。

　　另一方面，學界雖然對這一概念未有明確的定義，但較多的學者認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與傳統的項目管理存在差異。LynneSiemens對“如何將一系列面向商業的項目管理工具和技術傳授于數字人文社區的人”問題進行探討[9]。EdinTabak提出“考慮到數字人文項目的特點，需要開發更適用于該領域的項目管理模型、原則和方法”[10]。因此，基于領域視角，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本質上是項目管理在數字人文項目中的特色化應用，即根據數字人文項目的特性，對項目管理的原則、方法與工具等進行靈活地調整。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的復雜性需要從以下兩方面來看：

　　一是，數字人文項目的特性決定了其管理過程的差異。區別于傳統的人文項目，數字人文項目由傳統的單人模式向協作生產轉變，分布式知識的生產對知識的整合造成一定的困難。特別是在持續時間較長以及人員流動性較強的項目中，知識的繼承與創新使模塊化和漸進化成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的主要特點;區別于數字項目，數字人文項目是超越簡單的人文資料數字化或數據倉庫構建而邁向人文知識與數字技術融合的綜合性研究。

　　其中，存在著由于計算與人文之間思維方式和實踐的差異而產生的多樣化的聲音。達成共識是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所面臨的難點之一;二是，已有的項目管理知識體系包括了五大過程組和十大知識領域，但并非將這些知識原封不動地應用于所有項目[3]。因此，如何基于數字人文項目的特性對這些知識進行必要地裁剪，使項目管理更適用于具體場景，需要從具體的項目實踐中提煉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

　　1.4相關研究述評

　　學者對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領域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的研究：一是從“人”的視角出發，探討“人”在數字人文項目管理中的作用。如，聚焦于項目團隊，LynneSiemens通過與加拿大、美國和英國的數字人文研究團隊訪談，探討了團隊的性質及成功要素等問題[11]。或側重于團隊成員，BrettD.Currier等人探討公共服務圖書館員、技術服務館員和行政圖書館員三種類型館員的技能如何與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階段相協調[12]。

　　ArianneHartsell-Gundy等人概述了研究圖書館員與數字項目研究人員如何合作完成關于“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校園學生激進主義”的數字項目[13];二是從“項目”的視角出發，探討項目管理各環節以及管理模式。如，關注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部分階段，SusanBrown等人通過回顧“Orlando”項目，探討了數字人文項目與“完成”的關系[7]。CauserTim等人通過回顧“TranscribeBentham”項目，提出“項目管理的重要部分是在項目完成時進行反思，以吸取教訓”這一觀點[14]。

　　還有部分學者從整體上對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過程或模型進行研究，如，AshleyReed通過對“WilliamBlakeArchive”項目管理實踐進行案例研究，探討了已建立的數字人文項目在管理上的挑戰并提出建議[2]。EdinTabak將學術信息實踐的模型與敏捷軟件開發的相關概念相結合，設計出用于管理數字人文項目的混合模型[10]。在我國數字人文研究起步較晚的情況下，國內對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研究較少。

　　部分學者將其視為參與數字人文研究的技能，如，蘇芳荔等提出項目管理技能成為數字人文工作任職要求之一[15];還有部分學者將其作為圖書館數字人文服務，如，汪莉將開展項目管理計劃視為高校圖書館開展數字人文跨學科合作的策略之一[16]。這反映出國內淡化了數字人文項目管理問題，并沒有單獨地將數字人文項目管理視為研究主題。綜上所述，以往的研究較多基于單案例或單要素的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研究，鮮有對數字人文項目管理實踐共性進行提煉，對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理論體系缺乏探索。因此，本研究從已應用于實際項目的各高校數字人文項目管理中提煉共性，構建面向數字人文領域的項目管理框架，是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借鑒意義。

　　2研究設計

　　2.1研究思路

　　數字人文項目依托數字人文中心開展，項目管理是數字人文中心的主要工作內容[17]。因此，本文以國外高校數字人文中心為調查對象，通過訪問各中心網站，初步了解項目管理實踐現狀;其次，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本文采取扎根理論方法，選取符合一定標準的中心作為研究對象并獲取與項目管理相關的資料數據，以NVivo12質性分析軟件為工具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編碼分析;最后，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構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

　　2.2研究方法

　　本研究選取扎根理論法對數字人文項目管理實踐開展研究。扎根理論研究方法由Glazer等于1960年代提出，是一種在經驗資料上構建理論的歸納性的質性研究方法[18]，適合于在研究課題不太成熟的背景下進行理論的探索。因此，本研究通過對收集的文本資料進行開放性編碼、主軸性編碼、選擇性編碼以及理論飽和性檢驗，并在編碼過程中不斷抽象和比較，以構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

　　2.3對象選取

　　本研究對具備可訪問性的高校數字人文中心按照以下標準進行篩選：

　　一是范圍內標準，所選取的中心(非高校的研究中心除外)具有明確開展項目管理的標識，如網站或具體數字人文項目中的相關文字介紹及公開文件等;二是領域內標準，明確該中心項目管理是圍繞數字人文項目開展，而非將一般科研項目管理套用于數字人文領域;三是影響力標準，選取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開展較好，保持項目的輸出和更新及獲得認可的中心。

　　本研究的對象選取過程如下：一是以國際數字人文中心網絡CenterNet中已登記的高校數字人文中心作為調查對象，并根據這些中心的網站所推薦的其他高校數字人文項目管理實踐進行擴檢，整理出備選名單;二是依據以上標準，最終確定8所高校數字人文中心作為對象，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埃默里大學、耶魯大學、維多利亞大學、倫敦國王學院、布朗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及康涅狄格大學。上述所選中心是數字人文領域的知名機構，如埃默里大學及布朗大學等多次作為國內數字人文中心建設研究的典型案例[19-20]。此外，這些中心在項目管理方面也頗受認可。如普林斯頓大學、維多利亞大學及康涅狄格大學等數字人文中心相關人員在2018年墨西哥城數字人文會議上發表了與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有關的會議報告[21-22]。因此這8所中心在數字人文領域和項目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3研究過程

　　3.1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研究對以上8個中心網站所涉及的數字人文項目管理資料進行收集，包括項目管理的網頁介紹和公開文件(如示例文檔、文檔說明及具體項目的有關資料)。

　　但是，扎根理論研究是數據收集與分析交互進行的過程，每次收集的數據經過分析會產生新的概念或問題。因而，數據的收集方法需要隨研究過程而調整。在已有資料的基礎上，本研究對這8所中心的項目經理所發表的有關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的博客、研討會報告等文獻進行收集，以提高數據的深度與廣度。經過反復閱讀和篩選，本研究剔除掉與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關聯較弱及公開文件隸屬于其他機構的資料，最終確定60篇。本研究于2021年3月20日至4月21日進行，以NVivo12質性分析軟件為研究工具，將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的網頁資料轉換成符合NVivo12的文本格式后，和其他資料一起導入到NVivo12并展開編碼分析工作。

　　3.2數據編碼

　　首先是對原始數據進行開放式編碼，旨在實現原始數據的概念化和范疇化。考慮到語義的完整，本研究對60篇原始資料進行逐句分析。為避免主觀上的影響，本研究從原始文本中提取出涉及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的重要語句，通過刪減其中無效詞語得到關鍵詞語，將同義、近義的關鍵詞語進行調整和篩選，提煉出初始概念。其中，將重復頻次少于2次的初始概念刪減，得到39個初始概念。通過對概念的抽象和整合，共獲得12個范疇。

　　主軸編碼是在開放式編碼所形成的初步范疇的基礎上，通過挖掘范疇之間的關聯(如因果關系、時間先后關系、語義關系、情境關系、相似關系、差異關系等[23])，以提煉出主范疇。根據研究對象的特性，借助時間先后關系及語義關系，對12個初步范疇進行比較和歸納，最終形成4個主范疇。

　　選擇性編碼階段是從主范疇中抽象提煉出核心范疇，系統地分析核心范疇與主范疇及其他范疇的關系，以“故事線”的形式描繪范疇間的關聯，并用原始資料加以驗證。這里的故事線是指主范疇的典型關系結構，完成“故事線”后也就發展出新的實質理論構架[24]。本研究通過持續比較與分析上述4個主范疇，將“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確定為核心范疇，并在此基礎上描繪了一條清晰的故事線，進而構建出了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

　　3.3理論飽和度檢驗

　　按照扎根理論的規范流程，本研究對預留的后3所高校數字人文中心(布朗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及康涅狄格大學)的項目管理資料重新進行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及選擇性編碼，結果未發現新的重要概念及已有范疇之間的新的關系。因此，可以認為本研究的編碼在理論上已達到飽和。

　　4研究結果與分析

　　根據扎根理論結果，圍繞“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這一核心范疇，用“故事線”歸納和構建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DHPMF)。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是由具有邏輯關系的關鍵項目階段組構成的理論框架，包括以下階段組：項目界定、項目規劃、項目實施及項目結束。各階段組是遞進的，提案、章程、計劃及可交付成果是階段間轉換的關口。各階段組由一系列旨在實現數字人文項目不同階段目標的項目活動集構成，不同階段組包含不同的活動集。

　　4.1項目界定

　　項目界定是為了確保利益相關者在全面規劃和實施之前就數字人文項目的目標、范圍、成果等達成一致的過程。定義項目是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過程的第一步[9]，活動集為提案、可行性評估和制定項目章程，旨在實現項目概念化，使個人目標和集體目標統一，減少未來合作中產生誤解的可能性。首先，提案作為項目界定階段的輸入，最初來自于個人的想法或研究問題，通過初步討論，探索議題發展為項目的可能。其次，由個人提出的議題轉變為集體目標，需要經過數字人文中心集體評估。數字人文中心成員可分為以下角色：D角色(D-role)，承擔項目有關數字方面的工作;H角色(H-role)，承擔項目有關人文方面的工作;DH角色(DH-role)，承擔項目有關數字與人文相結合的工作[10]。

　　集體評估是經過以上三種角色按集體標準進行可行性分析的重要環節。集體標準往往圍繞機構戰略目標而設定，如，倫敦國王學院King'sDigitalLab在可行性評估中就提出“從戰略角度考慮項目的合理性”及“與RSE團隊和所涉及的更廣泛的機構的戰略目標保持一致”[25]。

　　最后，將集體目標寫入項目章程文件中。項目章程作為項目界定階段的輸出，包括以下內容：明確項目愿景，即確定項目目標、范圍及主要可交付成果，闡釋項目價值;制定大致的路線圖，概述所有主要項目里程碑及實現這些里程碑所需的日期;項目團隊簡介，描述參與項目的利益相關者及列出具體項目角色和職責;列出項目影響因素，識別出風險、約束和假設;列出項目需求，包括預算及資源;數字輸出的未來計劃，即設計數字輸出的保存計劃。

　　在項目界定的過程中，由研究問題發展為數字人文項目，由個人目標發展為團隊愿景，離不開多方參與主體的協商。如，耶魯大學DigitalHumanitiesLab“初步咨詢是探索項目遠景，范圍并評估其作為數字人文項目可行性的機會。”[26]將協商后達成的共識寫入項目章程后，共識成為承諾。一旦項目章程獲得批準，項目將正式啟動。

　　4.2項目規劃

　　項目規劃是創建面向項目及其過程的行動方案，旨在減少數字人文項目實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同時“認識到不確定性不能完全消除”[9]。因此，基于數字人文項目的探索性，項目規劃具有靈活性和適應性，其活動集主要包括以下內容：工作計劃是針對數字人文項目過程的規劃。扎根理論結果顯示，工作計劃聚焦于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制定溝通計劃，以確定溝通對象、需求及渠道。如埃默里大學ECDS在制定此計劃時需要“識別人們對項目的興趣及溝通需求”[27];二是制定時間表，以明確項目主要里程碑和截止日期，并建立清晰的工作流程。時間表的制定還需要考慮人員變動導致計劃調整。設計方案是針對項目的規劃。其制定過程需要考慮以下兩方面：

　　一是設計方法。扎根理論結果顯示，數字人文項目較多采用最小可行產品(MinimumViableProduct，MVP)作為開發方法。如普林斯頓大學CDH之所以選擇MVP產品迭代開發方法，是因為“無法準確預測開發和數據工作將如何發展。”[28];二是設計材料，即選擇基礎設施并組織數字資源。最終，創建設計草稿，將其納入到設計方案中。

　　數據管理計劃概述了數據類型、組織、保存以及分享等方面內容，以指導數字人文項目的數據管理實踐。如普林斯頓大學CDH的數據管理計劃[29]包括以下內容：“數字類型和存儲格式(Typesofdataandstorageformat)”、“數據標準和捕獲程序(DataStandardsandCaptureProcedures)”、“數據存儲、安全性和備份(Datastorage,securityandbackup)”、“訪問、共享和重用(Access,Sharing&Reuse)”以及“長期保存計劃(Long-termpreservationplan)”。

　　5研究結論與討論

　　從上文的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結論：該框架是面向數字人文項目漸進式發展過程的基本管理框架，由項目界定、項目規劃、項目實施及項目結束四個關鍵階段組構成。提案、章程、計劃及可交付成果不僅是階段關口，也是各階段的成果，映射出項目的迭代及知識的繼承與創新。數字人文項目結束是暫時的，無論是受到外部技術環境的變化，還是內部數據重用，都將促進在原有的項目中產生新的問題。所以，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是循環更迭的。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的應用價值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該框架的要素都來自于目前已有的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最佳實踐，是對這些實踐的共性特征的凝練，能作為我國高校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的基本框架，應用于實際工作中;另一方面，該框架具有可調節性。各高校能根據自身數字人文項目實踐情況，對本研究所提出的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框架進行“本土化”，形成帶有本校特色的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體系。除了具有上述的應用價值，該框架也為數字人文項目管理帶來以下啟示：

　　(1)團隊合作是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的關鍵。在數字人文項目實踐中，團隊合作所面臨的挑戰是多學科背景下的溝通問題。因此，無論是通過項目章程達成理念上的一致還是通過溝通計劃達成工作上的融洽，都需要盡量避免因誤解而給項目帶來的干擾。此外，團隊溝通和協作策略將隨著項目推進而改變，項目初期的溝通方式不適用于成熟項目。

　　(2)宣傳推廣已成數字人文項目管理的必要環節。與傳統人文項目成果的區別是，數字輸出是數字人文項目的代表性成果。對數字輸出的推廣不僅可以提升項目的“能見度”，更多的是促進項目成果向社會轉化。在數字人文項目管理中，需結合項目特性開展宣傳活動，考慮包括受眾、推廣平臺及推廣形式等要素。

　　(3)項目可持續發展是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所面臨的挑戰。隨著數字環境的發展，受到技術更迭、資金不足及人員替換等影響，數字人文項目的數據及成果能否在不確定性環境中保持長期訪問及共享，是檢驗項目管理能否取得良好成效的試金石。在數字人文項目管理中，長期的保存策略是不可或缺的。而保存策略需要兼顧項目當前及未來的可用性。

　　本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受到時間、信息及環境等因素的限制，研究對象和數據存在局限性。一方面，由于國內各高校數字人文中心剛剛成立，數字人文項目管理還在探索，對象選取僅限于國外高校數字人文中心;另一方面，數據以二手資料為主。未來的研究應當將國內各高校數字人文項目管理數據及通過實地調研獲取的一手資料數據加入進來;二是研究還僅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后續的研究可以基于此框架展開量化實證研究，從而進一步完善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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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饒梓欣許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