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家族企業本身是一個異質性的群體，但是它并未引起學者們的足夠重視，相關研究成果仍處于碎片化狀態。本文通過對現有文獻的詳細回顧，厘清了家族企業異質性包括涉入人員的異質性、經營目標的異質性、企業治理的異質性、企業資源的異質性和企業產出的異質性五個方面;闡明了涉入人員的異質性是構成家族企業異質性的根源;通過將家族企業異質性碎片化的研究成果整合到系統的理論分析框架之中，展現其各個維度之間的邏輯關系。研究發現了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中現存的問題，闡述了家族企業研究所采納的理論和方法的多元化和發展趨勢，指出未來研究應吸收社會學和家庭科學等學科知識，采用混合研究或定性比較分析等方法，推動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家族企業;異質性;公司治理

　　一、引言

　　在全球范圍內，無論是新興經濟體還是成熟經濟體，家族企業都是占據主導地位的組織形式。世界上70%～90%的公司都是由家族所控制，在發展經濟和穩定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Babin et al.，2017)，過去全球近10年的經濟增長和商業發展，得益于發展中的亞洲和拉丁美洲中商業家族的推動(Mosbah et al.，2017)。在當前應對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重大挑戰中，家族企業表現出比非家族企業更強的組織韌性(González et al.，2021)。對全球43個國家5265家企業10年間的追蹤調查結果顯示：家族企業平均成長率要高于非家族企業(Miroshnychenko et al.，2021)。在未來的幾十年內，家族企業更可能成為最為活躍的創業主體和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Le Breton-Miller & Miller，2018)。改革開放40余年來，我國家族企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憑借獨特的治理模式在市場中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潘越等，2019)。作為“中國管理實踐理論創新最為重要且富有前景的領域之一”，家族企業得到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諸多學者的共同關注(李新春等，2020)。

　　雖然家族企業內的差異遠大于其與非家族企業之間的差異(Chua et al.，2012)，但是多數學者潛意識地將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對立起來，導致刻畫二者區別成為該研究領域主流(Daspit et al.，2021)。組織悖論研究認為家族企業是一個由多重悖論組成的集合，“家族至上”還是“企業至上”是其終極悖論(Zellweger，2017)，家族參與是其區別于其他企業類型的根本。我國家族企業研究雖然很少提及“異質性”，但是或多或少也涉及家族企業異質性問題，以家庭結構為對象和基于家庭角色探索家族企業異質性(李新春等，2020)一直是該領域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因此，深度挖掘家族企業異質性，有助于理解家族企業行為的深層邏輯，突破僅停留在對比家族與非家族企業“二分法”研究的局限，同時為有針對性的政策出臺提供科學依據和理論指導。從學術研究來看，將家族企業視為“利基市場”的觀念(Holt， et al.，2018)正在悄然改變，有關家族企業經營目標差異、行為差異和結果差異引起廣泛關注(Jaskiewicz & Dyer，2017)。

　　相關研究對當下和未來家族企業實踐的重要戰略意義已獲得學術界和實業界的普遍共識。隨著國外相關論文數量的逐年攀升，圍繞家族企業異質性概念界定、來源、類型、內容、產出及影響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Daspitet al.，2021)。值得注意的是：現有研究對家族企業異質性的本質及構成內容之間的邏輯關系仍然缺乏深層次的認知，未能形成一個清晰且系統的研究框架，這為本文提供了探索空間。值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交織共振之際，家族企業面臨著所有權更迭、全面合規、轉型升級和世代交替等一系列調整。在綠色經濟成為主旋律的經濟社會大背景下，最近一項研究卻表明家族參與對環境績效產生了微弱的負向作用(Miroshnychenko et al.，2022)。

　　事實上，基于代理理論和管家理論有關家族企業環境績效的研究結果是截然相反的(Miroshnychenko et al.，2022)，而類似的情況也常見于家族企業創新研究中(朱沆等，2016)。為了彌補現有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局限和探究家庭在家族企業治理、行為和目標達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基于理論貢獻的分析邏輯(Whetten，1989)構建家族企業異質性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探索：①厘清家族企業的異質性包括家庭、經營目標、治理、資源和產出五個方面;②家庭的異質性是觸發其他異質性的根源;③引入“結構-行為-績效”分析模型(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Model)將這些碎片化的研究整合到一個相對比較系統的知識框架內，構建邏輯清楚、架構清晰的家族企業異質性系統研究框架。通過回顧評述家族企業異質性的內容，闡釋家族企業異質性有關研究間的邏輯關系，發現可供未來研究拓展的空間。本文的貢獻在于：

　　第一，基于家族企業異質性的熱點話題展開探究，從涉入成員、經營目標、治理、資源和產出四個方面歸納家族企業異質性的內涵，這對理解家族企業異質性的概念和現象具有重要意義。第二，以家庭內部結構(S)等為起點、以家族企業運作過程(C)為核心、以家族企業異質性結果(P)為輸出，構建家族企業異質性系統研究框架，這有助于拓展豐富家族企業異質性理論的研究。第三，為家族企業實踐者跨越“富不過三代”的鴻溝，破解家族企業“俄狄浦斯悖論”和“忒修斯悖論”提供知識支撐，對未來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提供參考方向，為家族企業實踐和家族企業咨詢提供理論指導，為針對性政策出臺和家族企業制定應對措施提供科學指引。

　　二、家族企業異質性的界定及內容

　　(一)家族企業異質性及其研究概況

　　異質性原本是生態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系統屬性在空間和/或時間上的復雜性和/或可變性”(Li & Reynolds，1995)。Daspitetal(2021)將其引入到家族企業研究中，并將家族企業異質性定義為：“家族企業在某一特定時間內或在不同時間內的分類和/或變異差異的范圍”。即：家族企業異質性指的是，在特定的時間或不同時間段，家族企業或家族企業之間在類別配置上及其變化的差異程度。參考以往家族企業文獻計量研究(魏志華等，2013;楊學磊等，2021)，通過主題詞“family business heterogeneity”“family firm heterogeneity”“family enterprisesheterogeneity”“family company heterogeneity”“family corporation heterogeneity”，本文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共計搜到相關研究586篇，其中548篇來自核心數據庫，423篇研究方向為business economics，進一步通過文獻類型“article”和研究領域“social sciences”查詢后，最終確定395篇與家族企業異質性主題相契合的文章。

　　通過主題詞“家族企業異質性”在CNKI數據庫共計搜到相關研究59篇(含學術期刊46篇、學位論文12篇、會議1篇)，其中被收錄在CSSCI核心數據庫中有11篇。從文獻年度分布情況來看：以外文文獻居多，但是二者整體均呈遞增趨勢。考慮到家族涉入企業的程度可以體現嵌入企業人員的異質性，進一步通過主題詞“家族涉入”或“家族嵌入”在CNKI數據庫共計搜到93篇被收錄在CSSCI核心數據庫的相關文章，其中4篇代表性文章分別討論了家族企業異質性的特征(楊蕙馨，2008)、管理模式異質性對創新的影響、家族涉入異質性對企業研發(嚴若森等，2019)或創新績效(李艷雙等，2020)的影響。

　　在此基礎上，本文分別統計了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高產作者及期刊。在國外，形成了以Chrisman、Chua、De Massis、Kellermanns、Daspit等為核心的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團隊，其文章主要刊發在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Strategy、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Management、Journalof Business Research、Family Business Review和Small Business Economics等期刊上;在國內，形成了以李新春、陳凌、賀小剛、朱沆等為核心，周立新等學者參與的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團體，文章常見于《外國經濟與管理》《南方經濟》《科技進步與對策》《經濟管理》和《管理世界》等期刊。

　　(二)家族企業異質性要素內容

　　通過文獻梳理發現，家族企業的異質性主要包括：“涉入人員的異質性”“經營目標的異質性”“治理的異質性”“企業資源的異質性”和“家族企業產出的異質性”。

　　1. 涉入人員的異質性家族企 業異質性首先表現在涉入企業人員及其關系的異質性。Jaskiewicz & Dyer(2017)提出：可以從家庭結構、家庭功能、家庭互動和家庭事件四個維度，來研究家族企業內部從家庭(family )到家族(families)的演變過程，其內在關系如圖2所示。家庭結構指的是一群共享家庭連帶、擁有家庭歸屬感的群體;家庭功能指的是每個家庭成員所承擔的使命，包括整個家庭對他們的寄托與希望;家庭互動指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方式過程、父母養育子女的風格以及代際之間的團結和凝聚力;家庭事件指的是促使整個家庭/家族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改變家庭結構和功能的事件(如婚配、生子等)。隨著時間的推移，家庭事件能夠改變家庭結構，進而影響家族企業經營;受家庭功能的影響，家庭互動方式會影響家族決策，進而影響家族企業經營。另外，企業成長過程中由于受自身資源的限制、緩和內部矛盾和保持競爭優勢的需要，不得不雇傭一些非家族成員(Jaskiewicz & Dyer，2017)。家庭成員與非家庭成員在企業內部演繹“命運共同體”所衍生出來的關系和行為，進一步擴大了家族企業涉入人員的異質性。

　　2. 經營目標的異質性從家族企業創立來看，每個家庭創辦企業的初衷不盡相同，家族企業創辦宗旨從一開始即帶有異質性(Fletcher，2010)。不同于非家族企業，家族企業行為受社會情感財富邏輯的影響。除了財務績效(家庭財富凈值、家族控制、股票收益、投資回報等)，也要兼顧非經濟的目標(情感維系、家族和諧、歸屬感、傳承意愿、家族企業形象和遺產等)(Holt et al.，2017)。在財務績效達到一定水平后，家族企業會更多地追求非經濟的目標(Cabrera-Suárez et al.，2014)。家族企業目標排序靠前的分別是投資回報率、保持家族所有、訓練和提高下一代的技能、確保家族和諧、維系代際價值觀和傳承(Aparicio et al.，2017)。在現實經營過程中，家族企業的目標是極其復雜的。

　　即便是僅考慮非經濟目標，至少也應包括家族和睦(family harmony)、家族社會地位(family socialstatus)等(Chrisman et al.，2010)。基于對76篇(1992～2016)文獻的回顧，Vazquez &Hé ctor(2018)對家族企業的目標進行探討后發現：家族企業的目標雖然是多樣的，但是基本上都遵循二元論。比如：金錢vs.非金錢，經濟vs.非經濟，以家庭為中心vs.以商業為中心，財務vs.非財務，財富創造者vs.價值生產者，家庭導向vs.經濟導向，內在的vs.外來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家族企業、非家族企業都追求財務目標和非財務目標，但是對非財務價值的追求卻是非家族企業所不具有的典型特征(Astrachan et al.，2002)。

　　3. 公司治理的異質性家族企業治理內涵是一種匹配的思想，治理方式是家族企業異質性的重要體現之一(Chrisman et al.，2018)。從構型視角，Nordqvistetal(2014)基于家族企業涉入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差異分離出九種不同的家族企業，以及九種相對應的治理模式。其中，受“家族至上”思想支配的家族企業傾向于在兄弟姐妹之間采取“諸子均分”的治理方式。Nordqvist et al.(2014)還根據家族成員管理層涉入情況將家族企業分為家族運營的企業、家族監督的企業以及家族投資的企業。總體看，“去家族化”越明顯的企業，越傾向于采用董事會、高管團隊等正式的治理結構滿足利益相關者期望參與家族企業的訴求。對于家族企業而言，治理機制可能產生于組織內部，也可能產生于組織外部;治理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雖然家族企業內部正式治理機制極具特色，但是非正式的治理機制也非常重要。此外，外部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治理機制對于家族企業行為和績效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Chrisman et al.，2018)。如何組合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治理機制、以及如何配置外部和內部治理機制才能使家族企業更有效率和效果(Chrisman et al.，2018)，是未來家族企業治理異質性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4. 家族企業資源的異質性家族企業創業研究發現：支持家庭創業的最初資本和資源具有異質性(Chang etal.，2009;Rodriguez et al.，2009;Kevin，2009)，家族企業擁有的價值、稀缺、難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資源作用在其發展中通過學習機制和動態管理，被創造、放大或改進(Barros， et al.，2016)。特別是在因資本市場發展滯后而需要家庭資本予以補充的新興經濟體中(Mosbah et al.，2017)，從事商業活動的家族都同時擁有財務、人力和親屬等靈活性資源，并在多代、多個商業領域甚至是不同行業和國家持續發揮其杠桿作用(Le Breton-Miller & Miller，2018)。家族企業具有獨特而又廣泛的資源，在跨代傳承之際所構成的獨特文化和制度情境、以及新的商業機會和市場機會(Mosbah et al.，2017)，使得家族企業更具有創業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家族企業是一個由家族決策者們組成的系統性關系網絡，這些決策者又嵌入到與其他行動者進行交換所構成的社會情境之中(Nason et al.，2019)，企業所擁有的資源也會隨著家族的改變而發生變化。

　　家族異質性的資源不僅包括顯性資源異質性，也包括隱性資源上的異質性。Sanchez-Ruiz et al.(2019)為了探究家族企業在家族社會資本(family social capital)上的異質性，通過家族社會資本結構維度(社會關系的強度、密度、中心性等)、認知維度(家族成員之間共享的價值觀等)與關系維度(人際關系，例如信任以及忠誠感)將家族企業按家族社會資本分為高、中、低三類構型(instrumental-high，identifiable-moderately low，indistinguishable-low)，發現三種類型家族企業的績效表現不完全相同。對于高家族社會資本的家族企業，企業中的知識共享更加有效、也更具有長期導向，企業的非經濟績效更高，但對企業經濟績效沒有顯著影響;對于中等家族社會資本的家族企業，企業既不完全依賴社會資本，也不完全依賴正式化管理制度，中等家族社會資本對一些可觀察的企業績效沒有顯著影響;而對于低家族社會資本的家族企業，企業更難利用家族的隱性價值資源，例如，這類企業中的家族會議更少，企業中的非家族成員更多，但低家族社會資本與家族企業成長具有顯著正向關系。

　　5. 企業產出的異質性家族企業產出的異質性體現在：在不同價值觀的長期影響下，逐漸形成不同的組織形態和績效產出兩個方面。Rau et al.(2019)基于仁慈、責任感、凝聚力、權力和創新、嵌入性和家族傳統六個維度，從實證的角度將家族企業分為傳統型、平衡型、主導型、關鍵型和模糊型五種類型。家族企業績效產出，對于家庭和企業同等重要，甚至對家庭的重要性要超過對企業的重要性。Holt et al.(2017)在考慮到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屬性的差異以及衡量二者成敗指標不同的情況下，通過以企業為中心的目標達成和以家庭為中心的目標達成、以及財務和非財務等維度，從理論的角度構建了家族企業產出的測量模型，將家族企業分為事業優先型、家族優先型和事業家庭兼顧型三種類型。

　　三、家族企業異質性的根源及要素之間的關系

　　(一)家族企業異質性的根源

　　家族參與使得家族企業呈現出異質性的特征(楊蕙馨，2008)，家族企業的異質性源自家庭內部高度的人際互動(Whiteside & Brown，1991)。家庭成員涉入(體現在持股、控制，或兼有之)是區別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的重要指標。隨著家族企業的不斷壯大，家族參與的方式由創始人所有和控制逐漸轉變為多個家族共同所有和控制，甚至演化為家族商業集團或公眾公司(王霄和韓雪亮，2014;韓雪亮等，2019)。研究發現：家庭結構不僅影響家族企業組織權力的安排、戰略的選擇和實施，還影響具體的經營活動、結果及其分配(韓雪亮等，2019)。

　　值得注意的是：嵌入家族企業的家庭結構本身一直處在動態演化之中。一方面，諸如婚、喪、嫁、娶、生、收養等家庭事件或活動，往往會打破原有家庭結構，衍生出新的家庭結構;另一方面，家庭結構蘊含著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關系和每個家庭成員所肩負的家族使命和扮演的角色，會隨著時空流變而發生改變。由于家族企業本身是家庭社會系統和企業法人經濟系統的交集，嵌入家族企業的家庭變化最終將映射到企業具體經營和活動上，因此家庭的異質性是家族企業異質性的根源。

　　(二)家族企業異質性要素之間的關系在以上回顧評述家族企業異質性要素內容及其根源的基礎上，本文通過經典的“結構-行為-績效”分析模型將這些碎片化的研究整合到一個相對比較系統的知識框架內，構建邏輯清楚、架構清晰的家族企業異質性理論模型，闡釋家族企業異質性要素之間的邏輯關系。根據圖4的分析框架，對家族企業異質性的研究應該從涉入企業的家族成員著手，理清家庭結構、功能、互動和事件之間的關系(Jaskiewicz & Dyer，2017)。理解家庭的異質性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動態關系是進一步理解目標、治理和資源異質性的基本前提。目標的差異會延伸出不同的治理機制，治理機制會反過來制衡或協調經營目標，二者屬于相互影響關系。家族企業治理會提升資源獲取的渠道，降低資源獲取的難度，吸引外部資源，同時受家庭成員及其行動網絡支配資源的影響，反作用于治理機制，并作用于目標達成。根據目標設定理論，目標異質性將直接影響目標達成。根據公司治理研究，企業治理異質性影響產出異質性。同樣，根據資源基礎觀，企業資源異質性也會對產出異質性構成影響。

　　四、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中現存問題分析

　　通過以上于家族企業異質性相關研究的系統梳理，本文認為該領域至少還存在以下懸而未決的問題：(1)涉入人員異質性研究的理論基礎是什么?(2)家族企業經營目標的二元論是否恰當?(3)家族企業治理如何有效整合不同的治理機制?(4)區分家族資源和家族企業資源的理論基礎是什么?(5)家族企業產出，到底是家族的還是企業的?如何來界定?如何來分配?

　　五、總結與討論

　　(一)總結

　　家族企業既是最為古老和重要的商業組織形態，又是最富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現代經濟組織(李新春等，2020)，也是一群帶有異質性的群體。基于理論分析邏輯(Whetten，1989)，本文主要貢獻如下：

　　(1)將家族企業異質性明確為在特定的時間或不同時間段，家族企業或家族企業之間在類別配置上及其變化的差異程度;(2)總結出體現家族企業異質性的五個維度，并闡述了其內在關系，構建了家族企業異質性分析框架，指出家庭/家族的異質性及成員參與是影響其他異質性的根源;(3)剖析了現有對家族企業異質性各維度研究中仍存在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為基于家族企業異質性有效拓展家族企業研究奠定了基礎。從現有研究來看，有關家族企業異質性的理論建構和實證研究都還處在起步階段，這為未來立足家族企業客觀實踐現實問題、整合多學科理論、采用多元方法，突破家族企業異質性現有局限提供了重要的機遇。

　　(二)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的時代新問題1. 異質性家族企業環境實踐綠色治理是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保障，不僅是人們向往美好生活的體現，也是提升企業長期價值的重要途徑(李維安等，2019)。然而，最近一項對家族參與和環境績效之間關系的元分析表明：家族參與負向影響環境績效，在通過控制權和所有權來測量家族情況下這種負向關系尤為明顯(Miroshnychenko et al.，2022)。Samara等學者將家族企業視為一組具有不同家族參與程度的異質企業，通過對100%家族控股的146家家族企業的定性比較分析后發現有兩種家族治理結構配置方式能夠顯著提高家族企業的環境社會績效，分別為：

　　(1)第一代領導、家族成員在董事會參與度高、家族參與管理的程度低。

　　(2)第一代領導人、較高的家族參與管理、且引入外部董事(Samara et al.，2018)。這意味著家族企業異質性對家族企業環境實踐具有重要影響。在我國宏觀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碳達峰”“碳中和”等綠色經濟目標的影響之下，綠色發展和綠色治理亦是家族企業必由之路。另外，改革開放40余年我國家族企業迎來傳承高峰浪潮，多數家族企業進入父子共治階段，勢必表現出更多的異質性。因此，家族企業異質性對家族企業環境實踐的影響，亦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

　　2. 異質性家族企業數字化轉型近20年來，以“大智移云”(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云計算)為核心的新興技術極大地推動了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引起業界和學界的共同關注。由于數字技術創新的復雜性、地理文化、對數字技術的理解和采納成本等問題，雖然數字技術已經滲透到部分家族企業(Fox et al.，2021)，但是與科技企業工業企業相比仍然存有不小的數字鴻溝。雖然，家族企業正在努力應對蓬勃發展的數字市場，但是研究結論不一。

　　一方面，有研究指出環境動態性削弱了家庭影響力和動態能力之間的積極關系(Soluk et al.，2021);另一方面，有研究認為家族管理限制了企業物聯網的使用、阻礙數字化轉型(Ceipek et al.，2021)。德國家族企業歷來被視為創新的楷模，然而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家庭的溝通模式和身份認同卻將其局限于家族企業圍墻之內，放緩了數字化進程(Prügl & Spitzley，2021)。雖然數字時代并未賦予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行為更大的影響力(Barnett et al.，2021)，但是企業背后的家庭影響仍有待進一步調查。特別是資源異質性如何影響家族企業數字化轉型(Soluk & Kammerlander，2021)，家族企業異質性特征對其數字技術采納和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和作用機理，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3. 異質性家族企業如何應對 Covid-2019 大流行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交織共振，Covid-2019大流行給家族企業生存發展帶來了深刻而又廣泛的變化(Amore et al.，2022)。相較于非家族企業而言，家族企業是應對Covid-2019大流行的典范(LeBreton-Miller & Miller，2021)。在Covid-2019大流行期間，家族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不再局限于傳統經濟或物質捐贈，還包括為當地提供知識以及開展組織動員活動(Rivo-López et al.，2021)，家族企業通過資源配置展現了其在應對危機事件時的組織韌性(González & Pérez-Uribe，2021;Conzet al.，2020)。

　　相關研究發現：一方面，危機的出現加劇了家族企業對失去社會情感財富的恐懼(Soluk & Kammerlander，2021);另一方面，家族企業通過數字化和創新改變了生產線和服務內容(Kraus et al.，2020)。值得注意的是，面對Covid-2019大流行，女性主導的家族企業傾向于采取防御型戰略，而男性主導的家族企業傾向于采取進攻型戰略(Mucha，2020)。據此，未來研究不僅可以進一步分析Covid-2019大流行對異質性家族企業的影響，同時亦可以開展異質性資源等特征對家族企業危機管理和組織韌性實踐的影響和作用機制。這不僅有利于推動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同時可以豐富和拓展家族企業實踐研究成果。

　　(三)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的理論突破和方法更新

　　1. 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的理論突破大多數家族企業研究都將社會情感財富作為一個整體，認為其對家族企業行為具有正向的激勵作用，而忽視潛在的陰暗面的客觀存在(Dou et al.，2014)。Newbert &Craig(2017)在“超越社會情感財富：家族企業決策的規范理論”一文中呼吁家族企業研究者借鑒社會經濟學和道德哲學方面的理論，以協調現有家族企業研究理論的不足，引領家族企業發展。從實證檢驗結果看，雖然根據社會情感財富理論，不僅可以將家族企業與非家族企業進行比較，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家族企業群體內不同家族企業進行適當的區分，但是社會情感財富理論尚不能完全構成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的理論基礎，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需要融合更多的理論。自Jaskiewicz & Dyer(2017)提出應該加強導致家族企業異質性的因素研究以來，家族企業研究面臨的問題日益復雜，學者所采用的理論也日趨多元化(Payne et al.，2017)，這為推動家族企業理論發展拓展了更大的空間。

　　目前，有一些研究將經典的金融理論引入到家族企業研究中來詮釋家族企業融資的特殊邏輯(Michiels & Molly，2017)、商業信用配置效率(陳德球等，2014)，以及基于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視角探討家族企業對外投資及其國際化問題(Kao & Kuo，2017)。另外，也有研究將社會認同理論和組織認同理論引入到家族企業研究，提出家族認同理論(Anglin et al.，2016;Mathern et al.，2017)。Arteaga& Menéndez-Requejo(2017)對西班牙經濟援助發展家族憲法(family constitution)的研究發現：家族憲法對未來2年的企業績效具有積極的影響。另外，雖然基于家族企業屬性的特有研究(如：家族控制和影響;家族成員企業認同;建立社會連帶;家族成員情感連帶;社會情感財富;傳承等)對家族企業之間的異質性區分鮮有提及(Stanley et al.，2016)，但是來自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有關家族的科學研究為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Jaskiewicz et al.，2017)，為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實現理論新突破帶來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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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家族企業異質性研究的方法更新

　　從研究方法來看，實證研究和案例研究依然是家族企業研究的主流形式(Leppä aho et al.，2015)，而有關社會情感財富的測量均采用替代測量法。然而，通過家族涉入來測量家庭影響(嚴若森等，2019;李路路和朱斌，2014;陳凌和陳華麗，2014;陳凌和王昊，2013;朱斌，2015)，并不能完全體現家庭影響的客觀概貌。值得注意的是，逐漸有一些學者在嘗試借鑒其他領域的研究方法來解讀家族企業。Cirillo et al.(2017)基于生存分析法檢驗了家族涉入對企業上市后在資本市場上存續的影響，發現過多的家族成員涉入減少了家族企業在資本市場生存的可能性。Hamilton et al.(2017)提出敘事研究可以幫助更好地理解家族企業及其代際之間的復雜性，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家族企業傳承以及泛家族企業內部家庭利益的沖突等問題。另外，定性比較分析在企業管理研究中的應用(張明等，2020;杜運周和賈良定，2017)，在方法學上為研究家族企業的異質性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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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韓雪亮 1 田啟濤 1 董 峰 2 王 霄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