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政府決策導向、社會制度更新、耕作方式轉變等影響，我國鄉村傳統聚落景觀面臨著異質化、破碎化等問題，鄉村聚落景觀優化成為當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命題。為此，研究基于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通過對開平市蜆岡鎮東和村的田野調查，探討了當地政府、本地村民、僑鄉藝術家、景觀規劃師、本土工匠等相互作用下推動鄉村聚落景觀優化的過程與路徑。研究發現，東和村鄉村聚落景觀改造實踐經歷了權力與資本主導下構想景觀生產、多元主體融合下生活空間再回歸、僑鄉藝術家探索下詩意景觀創作等發展過程，最終再現了詩意的日常生活空間。東和村景觀的優化依賴于多元主體合作、良法善治設計、價值認同統一、場所精神重建、動態協商設計、適用技術融合等路徑與舉措，能夠為其他鄉村聚落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和實踐上的參考。

　　關鍵詞：鄉村聚落景觀;空間生產;景觀優化;開平市東和村

　　1 背景及問題

　　鄉村聚落景觀是附加在自然景觀上的人類活動形態，而不是孤立的物質實體[1]。新時期下，社會投入和基礎設施建設、鄉村工業化、農村居民收入提高等加劇鄉村聚落景觀空間的異質化[2]。政府主導型規劃方式使鄉村景觀從自然的演進狀態向規劃調控的方向發展[3]，整體上由生產型轉型成生態經濟型、生態調節型為主的景觀格局[4]。大量拆建、無組織的改建和缺少控制的新建造成鄉村聚落景觀趨同，對鄉村場所精神的忽視破壞構筑農民草根信仰的基礎，損害鄉村存在的價值與意義[5]。政府、資本、規劃師、村民、鄉賢等不同主體在何時、以什么角色介入鄉村聚落景觀的生成過程?各個主體之間的不同作用方式導致怎樣的景觀效果?不同主體應建立何種互動關系才能推動鄉村聚落景觀的良性發展?這些問題的微觀探究對于鄉村聚落景觀優化以及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切事物都是生產力與社會關系的產物及人與自然關系在特定時空關系下的表達，景觀亦是如此[6]89。因此，研究基于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通過對開平市蜆岡鎮東和村的景觀實踐分析，探討政府、規劃師、僑鄉藝術家、居民相互作用下推動鄉村聚落景觀優化的過程與路徑，為促進鄉村聚落人地關系良性互動，實現鄉村聚落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2 文獻綜述

　　2.1 鄉村聚落景觀研究

　　鄉村聚落景觀是人與自然長期相互融合的演變體現，包括民居、街巷、公共空間等物質要素及農耕文化、民俗風情、經濟產業等非物質因素，共同構成了鄉村居民居住和進行生產活動的空間場所[7]55。國內學者對鄉村聚落景觀的關注始于 20 世紀 90 年代，彭一剛(1992)提出由于氣候、地形、河流、宗教信仰以及生活習慣的不同，從而出現了多樣性的傳統聚落景觀[8]。

　　經過多年的發展，鄉村聚落景觀的研究已積累了一定成果，研究內容集中在景觀特征、景觀格局、景觀規劃、景觀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劉沛林，董雙雙(1998)引入“意象”的概念，把中國古村落景觀概括為山水意象、生態意象、宗族意象、趨吉意象等四個方面特征[9];王云才，劉濱誼(2003)從鄉村地域的經濟、自然生態、社區文化、組織、資源載體、聚居、發展目標七個方面提出鄉村景觀規劃的原則[7]56-58。羅奇業，成斌(2017)從聚落景觀、建筑景觀和文化景觀三個層面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 AHP 法對涼山彝族地區景觀質量展開評價[10]。王寧(2021)提出通過探索景觀特征營造和立法保育技術體系促進鄉村景觀可持續利用[11]。然而，當論述具體的景觀問題時，學者大多局限在物質現象的描述上，缺乏景觀重構背后關于“人”的因素的深入探究，需要通過解析各個主體介入景觀實踐的過程，才能揭示景觀實踐背后的社會隱藏。

　　2.2 空間生產理論下鄉村聚落景觀研究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的生產是一個不斷自我生產和膨脹的“構想的空間” “生活的空間”“感知的空間”三元一體復雜體系，“感知的空間”維度，負擔著社會構成物生產和再生產的職能;“構想的空間”維度，與維護統治者各種利益的知識、意識形態和權力關系聯系在一起;“生活的空間”維度，指向使用者在日常意識和地方知識中生產和占用空間[12]60。三元一體框架是實踐其空間生產理論的方法論基礎[13]。空間生產理論是認識鄉村景觀空間的重要理論框架[6]90。Phillips(2005)認為鄉村紳士化過程使周邊鄉村成為娛樂、零售和金融資本的商品化對象。原住民生活在強加的景觀變化中沒有發言權，需要被賦予社區權力[14]。Huning(2012)認為區域關系多樣性和重疊、人的網絡和流動，激發了鄉村風景和自然設施的建設[15]。

　　高慧智(2014)認為隨著城市消費文化入侵，高淳國際慢城大山村傳統的、自然的鄉村絕對空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關注空間交換價值的抽象空間[16]。Chen(2016)認為世襲集團牢牢控制著寺廟景觀的建造，村民在文化轉型過程中發揮了主動性，詮釋了祠堂意義和經濟生產[17]150-152。宋奕(2009)認為通過列斐伏爾對空間的思考，可以對文化遺產的文化身份認同工具本質、遺產認定過程中的地緣政治經濟因素以及文化遺產的空間生產與消費等問題進行考察與反思[18]。學者以新疆天山大峽谷[19]、無錫惠山古鎮[20]、馬降龍碉樓群[21]等遺產地為例進行了探索研究，遺產地的保護利用是一種外部植入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而非完全自發演進過程[22]，這與空間生產的理論內涵相呼應。總體來看，已有研究視角要么偏重資本、權力力量，要么偏重村民或其他社會力量，二者是相互形塑和建構的，需要剖析多個主體在實踐過程的關系及關系變化，揭示景觀優化的內在機制。

　　3 研究區域與方法

　　3.1 景觀實踐場域及結果

　　東和村位于開平市西南部，總面積 221 公頃，戶籍人口近 1000 人，海外華僑約 3500 人，傳統僑居 300 多間。自 2018 年起，東和村大力開展鄉村建設，建設成果曾獲“第十屆艾景獎年度十佳景觀設計”、江門市十大“美麗僑村”、“開平市美麗鄉村建設先進村”等稱號。經過多年實踐，東和村鄉村聚落產生了“植入式”景觀、“回歸式”景觀、“創造式”景觀三種景觀實踐結果和特征。

　　3.1.1 “植入式”景觀生產過程

　　2018 年，開平市印發了《全域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建設生態宜居美麗鄉村的實施方案》，為此蜆岡鎮政府招引了城市規劃團隊對東和村進行規劃設計。施工完成后，村中建設了大公園、大廣場，地面由大面積的花崗巖進行拼花鋪裝，綠化是地毯草、格桑花。村內原有的風水塘、水渠等建設了水泥駁岸與欄桿。老街老巷進行拉直線、鋪水泥、貼瓷片等修繕做法，部分農房采取了刷白墻及墻繪處理。

　　3.1.2 “回歸式”景觀生產過程

　　2019 年，東和村開展了“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村中拆后空地雜草叢生、拆后建材雜亂堆砌。蜆岡鎮政府提出新一輪環境整治行動。因為上輪建設的小公園難以維護、造價高，水泥駁岸等與鄉村環境不相融，因此蜆岡鎮政府沒有選擇繼續引入城市規劃設計團隊，重新引入了由僑鄉藝術建造家、本土工匠組成的建造隊伍。僑鄉藝術家把拆后廢棄土地進行修復提升，如清除雜草、改良土壤、開鑿水井等，激發村民二次分配土地并重新耕作。本土工匠回收閑置雜物，創意營造瓦片景墻、麻石坐凳、破水缸圍欄、電線桿河墻、秸稈涼亭、泥石炮樓等功能性景觀小品。村民在建造過程中，主動捐贈家中閑置物料，支持家園改造營建。

　　3.1.3 “創造式”景觀生產過程

　　2020 年，僑鄉藝術家景觀實踐得到了村民的支持與參與共建，蜆岡鎮政府為此對僑鄉藝術家建立了信任，在村民公共交往空間的營造上，提出需要滿足村民游憩功能，又提供鄉村文化休閑地。于是，僑鄉藝術家發揚僑鄉兼容并包、揚棄創新的精神，借鑒折衷主義流派的設計思潮，建造了一個融合澳門大三巴式造型及嶺南本地多種弧形、柱式的社區牌坊;借鑒高迪的曲線理念，把花磚、紅磚、灰磚混合搭配，鋪設在曲折延伸、起伏不平的墻面，營造景觀地毯，為僑鄉創造出一批具備可傳承的遺產價值的建筑藝術品。

　　當地政府、城市規劃師、僑鄉藝術家、本土工匠、本地村民等不同主體，在不同時間不同程度上都參與了東和村的景觀實踐，為鄉村聚落景觀研究提供了多個時段、多元空間的完整景觀敘事材料。同時，學者較多關注于權力、資本、知識對景觀空間生產的影響作用，僑鄉藝術家是權力、資本、知識之外的社會力量，作為僑鄉建設的親歷者、實施者、傳承者，在聚落景觀實踐中的作用還有待挖掘。

　　因此，選擇東和村作為研究對象，對于把握鄉村聚落景觀的優化過程與路徑具有學術價值與典型性意義。3.2 研究方法研究主要采用訪談法、觀察法收集數據。在 2018 年至 2021 年之間，總共 10 次調研東和村，累計 60 天。訪談對象為鄉鎮干部、景觀設計師、僑鄉藝術家、本土工匠、本地村民等，總計共 23 個樣本，整理訪談錄音文本約 10萬字。研究結合非參與式觀察的方法，拍攝照片約 2000 張，獲取設計圖紙 100 張。研究利用 NVivo11.0 軟件對材料進行編碼，并根據編碼結果展開景觀空間生產分析與景觀優化路徑建構。

　　4 鄉村聚落景觀空間生產分析

　　空間的組織和意義是社會變化和關系轉型的產物[12]10，鄉村聚落不僅是傳統意義上人們居住的一類場所，“植入式”景觀、“回歸式”景觀與“創造式”景觀背后，是權力、資本、日常生活主體等各種力量的成長、組合和嬗變之后，作用于構想的空間、生活的空間、感知的空間的結果。

　　4.1 “植入式”景觀：權力與資本主導下構想景觀生產“植入式”景觀，實質上是規劃語言、設計圖紙以及意識形態支配了東和村景觀空間的生產，是由知識、符號、代碼組成的一套植入式景觀符號體系[23]。鄉建以“任務型”的項目制供給形式運作，拿到項目和順利驗收是首要目標，較長時間內依賴于“技術至上”的工程主義思路以及“現代文明”城市治理思路[24]。“所有工程都要跟隨國家的政策要求，他有一套項目機制，要有規劃方案、工程預算、圖紙審核、過會審議、招投標，之后才能順利驗收。

　　按照以前建學校、市場、公路等公共基礎設施經驗，我們有一套相對成熟的工作方法，邀請城市的規劃公司、設計院來推進這個工作，是最快最有效的方式(Z-2-2018)。”蜆岡鎮政府按照公共服務設施供給的經驗，引入城市規劃設計院，長期脫離鄉村環境的規劃師在不了解村民需求的情況下，采用城市園林的設計手法，以學院派模式化、圖形化的形式套用到鄉村場域中，“在設計領域，城市空間和鄉村空間都是一種空間尺度，我們常規的方式就是按圖施工，我們就根據現場的面積和政府的要求，從素材庫里提取一些圖形素材，基本上能滿足景觀美化的要求(J-3-2018),”原村民脫離景觀空間生產過程，呈現出隱形隔離和被邊緣化的狀態[25]。

　　4.2 “回歸式”景觀：多元主體融合下生活空間再回歸“回歸式”景觀由地方政府、本土建造團隊、本地村民共同實現，他們用差異化的、強調使用價值的景觀空間，取代均質化的、強調交換價值的空間，重建自下而上的生活空間[26]。“植入式”景觀建設模式陷入“短期有效，長期失效”的生產困局，“城市的設計師用了格桑花、地毯草等城市式綠化景觀難以維護，很快就拋荒了，又變成原來雜草叢生的地方(Z-3-2019)，”“這些小公園我們都不去的，沒啥好逛的，坐的地方也沒有，還不如給我們種地(C-4-2019)。”這引起了蜆岡鎮政府的反思及空間再生產探索，重新招引僑鄉藝術家帶領的本土建造隊伍。

　　一方面，建造隊伍抓住村民的生產生活需求，通過荒地改良田、挖一口灌溉井等方式，集中表達了日常生活慣習、地方空間語言，恢復了乃至強化了人地關系的表征形式[27]。另一方面，泥石、紅磚等在地化材料，在場性轉化為田埂、坐凳、涼亭等鄉土性景觀，再現了草根社會群體通過日常社會實踐、互動而建構的空間關系，體現他們的意志與思想[17]148。“新的施工隊，都是講開平話的老鄉，看到他們砌田埂，開荒地，就好像我們剛來到這個村建房子、開墾土地的樣子，所以有時也一起和他砌一砌,我覺得這才是我們的農村(C-2-2019)。”景觀空間生產不再只被理解成物質和知識的生產，更重要的意義在于人的自我生產和整體的社會實踐[28]。

　　4.3 “創造式”景觀：僑鄉藝術家探索下詩意景觀創作新一輪的景觀實踐，并不僅僅依賴于回歸傳統特色風貌來實現，“開平是華僑之鄉、建筑之鄉，回鄉置業的華僑們將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中西合璧的僑鄉特色建筑遺產，在東和村，我們也要傳承他們在揚棄中發展的精神(J-2-2020),”僑鄉藝術家于是試圖觸及僑鄉記憶深處的精神內核，重建藝術和生活的連續性[29]。景觀地毯、社區牌坊這些建設成果將過往、當下及未來連接，形成前可追溯、后可生長的鄉村景觀空間，成為時代變化中可持續的部分[30]，“我們還將實施“僑鄉傳統建筑遺產重生計劃”，將全面復興僑鄉木、竹、土、石、磚、瓦、陶、瓷、鑄鐵等僑鄉傳統建筑工藝，在更廣闊的舞臺上為僑鄉創造出一批具備可傳承的遺產價值的建筑藝術品((J-1-2021)。”“創造式”景觀生產階段成為創造真正作品、意義和快樂的過程[12]80，是一種詩意實踐。

　　5 鄉村聚落景觀空間優化路徑

　　在鄉村聚落景觀空間實踐中，多個主體之間多種復雜社會關系的相互交織和轉型，推動了結構、理念、技術的形式變化，最終促進聚落景觀的優化。

　　6 結論與啟示

　　研究以空間生產為理論視角，微觀探究了開平市蜆岡鎮東和村聚落景觀優化的過程與路徑。可以發現：

　　(1)東和村鄉村聚落景觀實踐經歷了權力與資本主導下構想景觀生產、多元主體融合下生活空間再回歸、僑鄉藝術家探索下詩意景觀創作等發展過程，最終實現摒棄城市式景觀的強加，再現詩意的日常生活空間，并重建生活與藝術的連續性。

　　(2)地方政府、僑鄉藝術家、本地村民、僑本土工匠、景觀設計師之間復雜社會關系的相互交織和轉型，形成了多元主體合作、良法善治設計、價值認同統一、場所精神重建、動態協商設計、適用技術融合等舉措，推動東和村鄉村聚落景觀的優化。對于其他鄉村聚落景觀優化的啟示在于，要充分發揮資本和權力以外的鄉賢力量，以人的尺度審視、設計景觀，以人的需求與發展來建構景觀，并以民主形式實現鄉村聚落景觀的自我管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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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彭耀根1，梁舒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