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藝術是一個頗為廣義的概念，包括圖畫、圖表、攝影在內的靜態圖像及包括動圖、視頻、動畫在內的動態圖像兩大類別。但在實際應用中，人們會傾向于將影像藝術這個詞匯概念窄化，多指動態圖像。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隨著數字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的迅猛發展，新媒體影像藝術以其碎片化、敘事化、場景化、情感化的傳播特征成為當今備受推崇的藝術表現形式，其中的翹楚便是新興的短視頻。新媒體影像藝術不是傳統影像藝術的簡單升級，而是作為一種結構性力量參與社會現實的建構。

　　其中，新媒體影像藝術在鄉村文化體系構建中所起的結構性力量是不可忽視的。以短視頻為代表的新媒體影像藝術改變了鄉村社會關系的形成基礎，也解構和重構了鄉村文化的內生邏輯，從而打破并重塑鄉村文化體系。當我們在問詢新媒體影像藝術對鄉村文化體系構建的影響時，必須意識到：影像藝術不是絕對的新興事物，那么新媒體影像藝術所帶來的磅礴力量必然只能先從技術層面的角度予以解析。也只有厘清新媒體影像藝術的技術底層邏輯，我們才能更好地探究新媒體影像藝術對鄉村文化體系構建的影響。

　　一是時間碎片化。傳播學者曼紐爾·卡斯特認為，時間和空間是社會變遷最直接的表達。新媒體影像藝術的出現，拓展了人類傳播活動的時空限制，人類傳播活動即時、實時、延時相互交織。身處新媒體影像藝術構筑的新媒介環境，人們可以同時進行多項經濟活動、社會活動及文化活動，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不再嚴格區分，而是相互嵌入。時間的線性序列被打破，在某種程度上被分割、疊加及延長。由此產生的大量碎片化時間，被以手機為首的“伴隨式”媒介所利用，實現了碎片化時間的重新整合，變為“無時間的時間”。二是空間情景化。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現代社會一直處在“時空脫域”之中，新媒體影像藝術作為一種催化劑，無疑加速了這一過程，使人和物不斷從時間和空間中解脫出來。

　　美國傳播學者梅羅維茨曾指出，新媒體影像藝術打破了現實情境之間的界限，在空間中創造新的情境，從而影響個人的行為，造成了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融合。最終的結果是，場所從空間中分離。身處新媒體影像藝術構筑的新媒介環境，人們的行為不再受限于特定的空間。地城、空間、場所相互交織，創造出一種全新的“在場”和“缺場”的關系，表觀為“流動的空間”。三是信息數字化。傳播學者尼葛洛龐帝曾道：“想要了解數字化對人類社會的影響，最直接的就是思考原子和比特的關系。”

　　新媒體影像藝術的出現，使人們生活在一個信息比特化的世界，幾乎一切的人類行為都可以轉化為數據，被記錄、存儲、分享及應用。新媒體影像藝術帶來的是個體生活越來越得到大面積曝光，人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被置于鏡頭下、呈現在視頻里。基于上述三大項，新媒體影像藝術改變了鄉村社會關系的形成基礎，也從呈現、連接、整合等多個維度影響了鄉村文化體系的構建。呈現鄉村圖景，重構文化空間。以往人們在描述鄉村圖景時，鄉村總是作為城市的“他者”來呈現的。

　　在固有的話語體系中，城市為本位，鄉村是附屬品，在有關城市的“高談闊論”中，鄉村的聲音總是由“沉默”走向“沉沒”。新媒體影像藝術的出現，使得鄉村得以在新媒體平臺上分割屬于自己的話語空間，鄉村的形象不再是被動的“他塑”。尤其是在鄉村短視頻打造的鄉村生活傳播圖景中，鄉村的形象得到了更為真實、立體的呈現。

　　一是鄉村景象的呈現。以往有關鄉村景象的描述總是不免與“偏僻”“荒蕪”“破敗”“落后”等詞匯掛鉤，仿佛鄉村就應該與城市的“中心”“熱鬧”“精致”“繁華”相對峙。而在新媒體影像藝術呈現的鄉村圖景中，卻有青山綠水、天高云淡，好一番恬然之景，令人心向往之。

　　二是農民形象的呈現。以往我們看小品，農民是身著破舊，洋相百出;我們讀新聞，農民是愚昧無知，貪小便宜。在人們習以為常的話語體系中，農民往往扮演著被同情、被幫扶、被救助的“弱勢群體”，甚至部分媒體專挑農民與城市人的對立話題以求博得更多關注。而新媒體影像藝術所刻畫的農民，是“新鮮的”“生動的”。以“念鄉人周周”“巧婦 9 妹”“川香秋月”等短視頻博主為例，農民會耕田、會抓魚、會砍柴、會編織、會烹飪……。以往有關農民無知無用的“刻板印象”被徹底顛覆，農民成了會“十八般武藝”的能人，農民勤勞樸實、善良真誠的形象被重新構建。

　　三是鄉村實踐的呈現。新媒體影像藝術對新時代農民形象的呈現，是通過對鄉村實踐的展示實現的。在新媒體影像藝術描繪的鄉村圖景中，農民們不僅積極務農、下地勞作，還對一些社會公共事件予以關注和參與。如，“巧婦 9 妹”通過拍攝短視頻帶領同鄉就業致富，“李子柒”多次為受災農民籌款等。新媒體影像藝術通過對鄉村景象、農民形象、鄉村實踐的呈現，展現了鄉村生活的底色，顛覆了人們以往對鄉村抱有的認知，重構了鄉村文化的公共空間，為鄉村文化的構建贏得了更為厚實的文化土壤和廣闊生長空間。凝結集體記憶，連接身份認同。中國一直是鄉土社會，“家文化”“族文化”“部落文化”盛行。

　　但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農耕文化逐漸衰落，人們的鄉土情懷也被逐漸剝離，以往建立在鄉土社會基礎上的“集體記憶”也被不斷稀釋，變薄變淡。許多早期下海的成功人士，雖已榮華伴身、衣食無憂，但卻總對鄉土抱有懷念。新媒體影像藝術對于鄉村的呈現和刻畫使得許多心系家鄉的“游子”得歸故里，在有關鄉村生活的短視頻里找到了回溯。

　　一方面，新媒體影像藝術凝結了人們的集體記憶。在觀看有關鄉村生活的短視頻時，人們的瀏覽、分享、點贊、評論，都在構建一種“儀式參與感”，仿佛自己置身于視頻的情景之中：自己挽著褲腿兒在河里摸魚，自己拎著竹籃在林里撿菌子，自己吃著柴火鍋里剛蒸好的一籠葉兒粑，自己和好友們到處串門……。

　　在眾多有關鄉村生活的短視頻評論中，“鄉愁”是最高頻的詞匯。新媒體影像藝術對鄉村生活的呈現，使得遠離鄉村生活許久的人們得以在屏幕前尋得慰藉，找回兒時的童真與質樸。相比城市里高壓力、快節奏的生活狀態，人們更傾向于徜徉在新媒體藝術構建的“電子場景”中，在這里人們不會因囊中羞澀而窘迫，不會因身著粗布而尷尬，反而在這個真實與想象交織的電子空間里，人們更能意識到勤勞致富的真諦、感受到樂觀生活的態度，也一遍一遍堅定著自己的鄉土價值信仰。

　　另一方面，新媒體影像藝術也連接了身份認同。以往從農村外流出去的人，大多天南地北、各成一家，南下海、北墾荒，擁有著新城市的身份和標簽。新媒體影像藝術對鄉土生活的呈現，無疑將他們拉回了同一個對話空間。即使現實生活中“城鄉對立”依舊存在，但是新媒體影像藝術對鄉村生活的呈現和解讀，使得農民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被“污名化”的標簽。

　　可以說，新媒體影像藝術開啟了一場“農民本位”的鄉村文化再造。在這場儀式重大的賦權中，農民作為具有能動性和主體性的群體登上舞臺中央，農民不再是單純的務農者，而是勤勞樸實、積極向上的新農人，他們是鄉村文化的建設者，也是鄉村文化的傳播者。由此，在舊的集體記憶之下，在新的身份認同之上，作為鄉村文化建構主體的農民的內生性被激活，農民自然能夠義無反顧地加入到這場“文化再造”運動之中。整合鄉村資源，助力鄉村振興。技術的賦權帶來的不僅是農民話語權的重構和鄉村新形象的建構，更是鄉村發展中各個方面資源的重新整合。

　　鄉村振興論文：鄉村振興視域下基層社會治理創新路徑研究

　　一是旅游資源的整合。新媒體影像藝術對于鄉村圖景的呈現，最直觀的就是對于鄉村風光的呈現。以四川理塘丁真為例，他的視頻里除了其憨厚樸實的笑容深入人心，理塘的雪山、草地、白塔也讓人心馳神往。丁真走紅以后，丁真成為四川省甘孜州理塘縣的形象代言人，以至于有人評價說“丁真成就了理塘，理塘也同樣成就了丁真。”

　　二是文化資源的整合。李子柒的走紅，帶來的不僅是自身流量高漲，背后也有文化價值的輸出。與其他博主不同，李子柒的標簽不僅是美食博主、國風網紅頂流，還是一個向海外正面輸出中國文化的“國際 IP”。在李子柒的視頻里，茶文化、酒文化在日常的茶酒飲品制作中流淌，筆墨紙硯的制作展示了中國文化的厚重，端午包粽子、中秋做月餅更是將傳統節日文化展現得淋漓盡致。

　　三是人才資源的整合。新媒體影像藝術助推了如李子柒、蜀中桃子姐等鄉村博主的崛起，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回流鄉村，從而實現了鄉村居民的重新部落化。短視頻成為這部分人實現自我價值、建設鄉村文化的工具，鄉村文化也在這些個性化、自主化的表達中逐漸構建，在推動文化繁榮的同時也助力了鄉村振興。然而，當我們在探討新媒體影像藝術給鄉村文化體系構建帶來的契機時，我們也應意識到：技術是雙刃劍，新媒體影像藝術對鄉村文化的介入自然也是利弊交織的。

　　對此，經廈門大學出版社于 2021 年 12 月出版的《新媒體時代短視頻監管與產業融構》一書，可作為盛世警言。該書基于我國短視頻發展現狀及趨勢，分析了短視頻產業市場亂象根源，從法律環境、監管方式、監管機制、權限邊界等方面梳理了短視頻行業的困境，并參考其他國家或地區互聯網、短視頻監管經驗給出了可行性建議。只有時刻保持警醒，因時而進、因事而化、因事而謀，短視頻行業才能行穩致遠，新媒體影像藝術對鄉村文化體系構建才能發揮最大效力。

　　作者： 趙亞紅(黃河科技學院，講師)